张美玉这个梗源于黑龙江职业学院一段学生会查女生寝室的视频，其中的六个学姐表现的非常嚣张跋扈，被发到网上迅速走红。
整个视频扑面而来的就是一股官僚气息，其中为首的就是张美玉。
整个视频扑面而来的就是一股官僚气息，引起了众多网友调侃，称为黑龙江军阀。
张美玉是指以黑社会做派查寝而火起来的黑龙江职业学院的学生。
在网上流传的视频中，张美玉和其他五个人身穿黑西装，高高在上地指导学妹寝室内务，并且进门就特别装逼地说：以后，看清我们六个的脸，我们来了就是查寝了，看好工牌，除了我们六个，谁管你们都不好使，明白了吗？！几个人的表情也很不屑一顾，全程颐指气使。
这些人进入寝室后就颐指气使地开始指导工作，在狗腿子们隆重介绍完张美玉后，张首先来了句这垃圾袋挺能藏啊，随后副部长发号施令：把八(二声)个壶，每天，都给我摆齐刷(整齐)了。
整个视频扑面而来的就是一股官僚气息，引起了众多网友调侃，称为黑龙江军阀。
涉事的黑龙江职业学院9月1日通过官网表示：该视频发生在2020年10月9日，当时二级学院已对6名涉事学生进行通报批评，并在全院召开学生工作整风肃纪大会，查摆问题，全面整改。
学校今后将坚决杜绝侵犯学生利益的事件发生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
冰川思想库研究员 | 任大刚
黑龙江职业学院的几个学生干部去年查寝室时候威风凛凛的派头，这段时间被举国上下挖苦讽刺，据说张美玉同学已经吃不下饭，抑郁了。
▲张美玉查寝（图/网络）
社会上应该被嘲讽的人何止千万，但一个年纪轻轻的姑娘家，尚未进入社会就遭到全国性嘲讽，我还是蛮同情她的，她是所有应该嘲讽的人群里，最不值得嘲讽的那一个。
尤其是，当我看到《“打工人”的困境：去技能化与教育的“空洞”》（以下简称“打工人”，原载于《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这篇论文，更觉得这些嘲讽，实在是欺软怕硬。
在“打工人”这篇论文里，
“学生的规训与管理是教育工作的核心内容，与之相比，技能培养反而退居较为次要的位置。
”
“尽管学校极为重视纪律规训，在课堂里，反学校文化仍然屡见不鲜，如迟到、旷课、睡觉、说脏话、玩手机游戏，而上课教师大多也不会对学生提出严格的学习要求，在职业学校这似乎是一种公开的默契。
”
“职校生常用‘皮毛’‘不值’和‘亏了’等词语来形容在校的学习价值，可见其想学习但却没有学到多少东西。
”“他们同时认为一些参加职业技能大赛的同学可以说是学到了真正的技术。
”
“参加职业技能大赛的‘技能精英’进入工厂的几率反而更小，S班两名参加国赛并获奖的学生均被学校保送到了本地ZS大学的专升本项目。
他们告诉杜连森，未来最好的出路是本科毕业后回校做技能大赛教练，或者找一份坐办公室的工作，总之不会去工厂当一名技术工人。
”
杜连森老师发现，技术进步的确对职业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却并非是我们所认为的方式。
出乎意料的是，现实展现了另外一幅图景——技术愈发展，教育愈“空洞”。
▲图/图虫创意
读“打工人”，你会发现，职校学生张美玉同学的那种威风，实属“正常”至极：她们作为学生，主要任务不是学习，而是如何变着花样遵守“王法”，校长的一句话更是道破天机——
“说实话，像我们这样的学校，是多办一所学校，少办一所监狱。
”
从这句话推知，张美玉同学的角色，就是一个学生干部和准牢头的一体两面，你还笑得出来吗？
我相信杜连森老师观察的准确性，而绝不是妖魔化，以及这种现象在中国职校的普遍性。
作为一名家长，读完这篇论文，谁还有绝大的信心说，我的孩子将来就应该进入这样的学校，在张美玉同学的领导下，努力成为一名技术超群的优秀学生？这不是做梦吗？
张美玉同学的做派和杜连森老师的文章，共同构筑了一幅职校教育点面结合的场景，这个场景足够惊悚，足以吓阻那些从幼儿园到初中的家长们。
尽量避免在初中毕业之后进入职校，几乎是所有家长的教育共识。
从幼儿园到初三（九年级），中考的竞争压力甚至超过了高考，不是没有道理。
这些年来，凡是实行强制性职普分流的地区，家长无一不参加到剧烈的中考大战中，毕竟，谁也不敢将未成年子女送入被视为监狱替代品的地方，除非那孩子不是亲生的。
这种恶性竞争危害甚大。
第一，它彻底打乱了教育和认知规律；第二，它过早地使很多孩子失去探索和学习知识的兴趣；第三，它不利于培养创新型人才。
终止这种恶性竞争很有必要。
▲图/图虫创意
新学期已经过去了一周时间，效果如何呢？
仅据我有限的观察和了解，学校放学时间已经推迟一到两小时，多数学生可以在学校做完家庭作业，并且可以看看课外书；校外培训机构基本已经停止周末课程，培训时间已经改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很多培训机构的老师已经改行；音体美等非学科培训开始吃香，涨价。
总而言之，幼儿园小朋友、小学生们和初中生们，过了一个少见的、轻松的周末。
表面上看，情况可喜。
但中考并没有取消，到时候还得靠分数进不同等第的高中，很多地方正在强制推行职普分流，职校仍然是个用来恐吓家长和学生的学习机构。
只要这些约束条件不变，如果认为新的教育改革已经完成，那么上述可喜变化很可能逐渐消失，一切复归原貌。
真正要把学生负担减下来，实际上是个系统工程，而不单单是教育部门一家的事。
譬如，为什么要实施中考分流，不就是义务教育只有9年吗？试想，如果在有条件的省市，义务教育延长到12年，实际上就等于取消了中考，所有人都可以自由上普高和职校，上职校不再是个蒙受羞辱的事情，那么何至于要张美玉同学出面主持“王法”？
而如果义务教育从9年延长到12年，毋庸置疑需要更多的财政投入。
又譬如，现在学生留滞学校的时间明显延长，学校开设的非学科课程增多，的确减轻了家长的时间和精力负担。
但教师额外付出时间和精力，理应得到相应的补偿，这个也需要更多的财政投入。
要言之，教培系统原来有上万亿产值，当这个行业大大缩小之后，相应的产值会因为“刚需”的存在，在学校内部体现出来。
打个比方说，全体家长曾经为教培市场贡献了5000亿元，当这个市场需求转移到学校系统后，那么家长应该把5000亿元转交到学校系统。
至于家长怎么把这笔钱交给学校，是通过提高税收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给学校，还是家长直接交给学校，则是另一个更深刻的话题。
反正，不可能长时间让老师发扬风格提供免费服务，须知，免费的是最贵的。
▲图/图虫创意
再来说说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当然非常重要，无论如何强调其重要性都不过分。
但“打工人”这篇论文里所呈现的职业教育，使我们得以一窥职业教育的究竟。
我们不禁要问，这样的职业教育，还有存在的必要吗？难道还不到进行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时候吗？
不彻底解决职业教育的问题，这个梦魇一样的东西，就会时时刻刻反噬国民教育，使基础教育的任何改革功亏一篑。
“双减”之下，违规补课红利巨大。
双减要推行，离不开强有力的执行机构，仅靠群众相互监督是远远不够的。
譬如，当前强力推进“双减”的政府官员，本应该率先模范遵守双减政策，但是若被发现其义务教育阶段的子女在违规补课，是否应该视为腐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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