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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枰石 韩亿
屠枰石羲（英）先生为浙中督学，持法严。
按湖时，群小望风搜诸生过失。
一生宿娼家，保甲昧爽两擒抵署门，无敢解者。
门开，携以入。
保甲大呼言状，屠佯为不见闻者，理文书自如。
保甲膝行渐前，离两累颇远。
屠瞬门役，判其臂曰：「放秀才去。
」［边批：刚正人却善谑。
］
门役喻其意，潜趋下引出，保甲不知也。
既出，屠昂首曰：「秀才安在？」保甲回顾失之，大惊，不能言。
与大杖三十，荷枷，娼则逐去。
保甲仓惶语人曰：「向殆执鬼！」诸生咸唾之，而感先生曲全一酒色士也。
［边批：趣甚。
］自是刁风顿息，而此士卒自惩，用贡为教官。
屠羲英，号枰石，明朝人，以刚正清廉见称，获首辅张居正赏识，称其为士林楷模，并推荐给万历皇帝明神宗，神宗亦青睐有加。
后因病告老，再后来朝廷腐败，便不再复出。
曾著书《童子礼》，介绍儿童衣食住行的礼节。
早年屠羲英为浙江提学副使（提学副使是职官省称。
提学是主管一省教育事务的官员，和按擦使平级。
副使即提学的副手。
这在当时是一个负责监察工作的四品官，相当于现在主抓教育的副省长），执法甚严，巡察西湖时，当地有一种不好的风气，不尊重读书人，常常找茬刁难。
屠羲英到西湖时，一群小人故意搜罗当地读书人的过失，告到屠公处。
有一书生嫖娼，住在妓女家，这在古代不算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据说曾国藩就逛过风月场呢，有钱有势的人家里都养有歌妓，没钱的穷书生只能外寻，但明朝是有“禁娼令”的，明宣帝朱瞻基就多次下令禁娼，只是效果甚微。
这位书生宿娼被保甲盯上了，天不亮就抓了秀才和妓女到屠公的衙门来告状。
状告到官府来，大家有点同情秀才，但也不敢私自放了他，衙门开门，屠羲英端坐理政，手上处理工作不停，故意装做听不见，保甲大声呼喊着，着急的膝行向前靠近，离秀才就远了，只见屠大人向衙役使眼色，指指手臂，意思是放了秀才，衙役心领神会，悄无声息的把秀才放跑了。
保甲正沉浸在告状中，没有察觉，等秀才不见了，屠公头一昂，问道：秀才在哪里？保甲一回头傻眼了，就剩一妓女了，屠公便罚打他三十大板，铐上枷锁，并把妓女赶了回去。
保甲惊魂未定，怀疑自己：我难道是捉了个鬼？
秀才虽逃过一劫，却遭众人鄙夷，但众人也感谢屠公包涵一个读书人——虽然是个酒色之徒。
从此以后，这个地方刁恶的风气平息下来，而秀才为了自我惩戒，甘愿奉献才学，自贬为教官（学校中担任教职的基层官员）。
冯梦龙的边批很有意思：刚正的人却善开玩笑，有趣！
下面是冯梦龙的评论
［冯述评］
李西平携成都妓行，为节使张延赏追还，卒成仇隙；赵清献在清城而携妓以归，胡 铨浮海生还而恋黎倩。
红颜迷人，贤者不免，以此裁士，士之能全者少矣！
宋韩亿性方重，累官尚书左丞，每见诸路有奏拾官吏小过者，辄不怿，曰：「天下太平，圣主之心，虽昆虫草木皆欲使之得所，今仕者大则望为公卿，次亦望为侍从、职司、二千石，奈何以微瑕薄罪锢人于盛世乎？」
屠公颇得此意。
冯评：唐朝的李西平（名晟）带着妓女同行，被节度使张延赏追回，从此成了两个人的心病；明朝的赵清离职时带着妓女回去；宋朝庐陵的胡铨贬官海外侥幸生还，还思恋黎倩。
连贤者都避免不了这样的风流韵事，却拿来要求一般读书人，那出色的文人就很少了。
北宋名臣韩亿是个稳重人，官至尚书左丞，每逢见到各地有人检举官吏细小过失的，往往很不高兴，说：“当今天下太平，圣明的君主仁慈宽厚，虽是草木昆虫都想使之各得其所，一般做官的人，最大的愿望是做大官，再次也希望做个侍从什么的，当个小官，怎么可以因为轻微的过错使他在太平盛世一筹莫展呢？”
屠先生大概正有这种心意吧？
插叙：关于韩亿
韩亿，北宋名臣，宋仁宗时期，官至参政知事，类副宰相之职。
其人治家严饬，即使闲居在家，也不曾有懒惰之色，“见亲旧之孤贫者，常给其昏葬”，见到贫穷落魄、孤苦伶仃的亲戚故旧，还经常出手接济，资助他们婚葬。
教子有方，对下一代要求极为严格，八个儿子，即：韩纲、韩综、韩绛、韩绎、韩维、韩缜、韩纬、韩缅，全部高中进士，个个官居显要，有三个儿子先后担任宰相和副宰相，再加上曾担任过副宰相的韩亿，父子两代九人中，竟然诞生了四位宰相！因此，真定韩氏当时有“兄弟同胞八人三学士，祖孙共列一朝四国公”的美誉！
想宋仁宗时期，以仁治国，整个大宋朝时期，对读书人都相对宽容，韩亿的宽厚亦得此道吧
到了明朝，其实朱元璋对官员还是很苛刻的，但屠羲英朝堂上刚正，私下里对不争气读书人宽容，对卑鄙小人也有办法，属实难得。
为人刚正，执法温情——予怀明德，化民于无声。
李寿孝 宋庠 胡霆桂
李孝寿为开封尹，有举子为仆所凌，忿甚，具牒欲送府，同舍生劝解，久乃释，戏取牒效孝寿花书判云：「不勘案，决杖二十。
」仆明日持诣府，告其主仿尹书判私用刑。
孝寿即追至，备言本末。
孝寿幡然曰：「所判正合我意。
」如数与仆杖而谢举子。
时都下数千人，无一仆敢肆者。
［边批：快甚。
］
宋元献公罢相守洛。
有一举子，行囊中有失税之物，为仆夫所告。
公曰：「举人应举，孰无所携？未可深罪。
若奴告主，此风胡可长也？」但送税院倍其税，仍治其奴罪而遣之。
李孝寿，南宋人，曾任开封府尹，有个举子受到仆人欺凌（百无一用是书生），心里很愤怒，准备好讼状想到开封府控诉，后经同行的另一个书生劝阻才作罢。
后来一时兴起，拿出诉讼状，模仿李孝寿的笔法写上判决：“不必审查，罚打二十大板。
”但是并没有真打。
第二天，恶仆拿着孝寿的讼状告到府衙，告举子模仿府尹大人笔迹，用私刑。
自古宁得罪君子，不可得罪小人，小人的思维模式是君子意料不到的，意料到了也难与之纠缠。
李孝寿接了案子，传举子问话，问明情况后，大怒道：这个判决正合我意。
于是杖责恶仆并使之向其主人谢罪。
此举使得城中数千仆人再无敢放肆者。
宋庠，北宋仁宗时期人，俭约不好声色，读书至老不倦，善于纠正谬讹。
与宋祁并有文名，时称“二宋”
后因罢相外放，镇守洛陽。
有一个举人行李中有漏税的东西，竟被自己的仆役检举控告。
北宋时期的富庶，从《清明上河图》看来，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水平很高，事实上，确实这样，但宋朝富，收税也多，“赋税制度”简直就是立国之本，官府能想的名目都想到了，比如桥头税，从桥上过，桥头要申报所带物品并缴税，桥尾要出示缴税证明才可过。
这个举子大概藏了私，又被恶仆举报了。
一个读书人知法犯法，有时候很可能是这个制度的问题，被举报也很无奈，但是遇上了宋大人，宋大人罚举子加倍缴税，罚仆人杖责，轻罚了举子，重罚了仆人。
目的是扼住以奴告主之歪风。
胡霆桂，开庆间为铅山主簿。
时私酿之禁甚严，有妇诉其姑私酿者。
霆桂诘之曰：「汝事姑孝乎？」曰：「孝。
」曰：「既孝，可代汝姑受责。
」以私酿律笞之。
政化遂行，县大治。
《姑苏志》载此为赵政夫事。
宋朝酒业发达，文人武士都爱喝洒，洒出现在各种诗辞歌赋中，武松过景阳冈，豪饮十八碗；李清照，浓睡不消残酒；苏轼，把酒问青天；柳永，今宵酒醒何处，等等，等等。
宋朝的酒政严格，酒曲、酒库、酒坊大多时候都是由官府控制的，禁止私酿，私人可以向官府租赁酒坊，购买酒曲等。
宋朝的酒税大约分三个部分，酒的专卖、曲的专卖和税酒，到了南宋，由于众所周知的边境压迫，导致军费开支巨大，所以其制度、课税也更加严苛。
胡霆桂在南宋理宗开庆年间任铅山主簿，当时私家酿酒的禁令很严。
有妇人告其婆婆（宋朝称婆婆为姑）私自酿酒。
胡霆桂诘问她：你侍奉婆婆孝顺吗？
妇回：孝顺。
胡问：既然孝顺，你婆婆违法，你可代她受罚。
然后按当时的法律鞭打她。
这一举措传开后，当地政令竟变的畅行无阻，铅山县由此大治。
在宋朝以仁为本的朝代里，朝廷对文人、普通百姓还是宽厚的，百姓大多时候可安居。
但宋朝的政治制度，专制集权，机构臃肿，冗官懒政，效率低下，造成宋朝整体国力偏弱，这是历史原因。
李孝寿、宋庠和胡霆桂都是正直的官员，面对刁民小人告状，既能秉公执法，也不让小人钻空子危害社会风气，也属难得。
法治还是人治，历来争论不休。
苏轼说：立法贵严，责人贵宽。
子产说：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
孔子说：先有司，举贤才，赦小过。
法治，法律要健全，惩恶扬善，不给小人钻空子害人的机会；人治，执法者当以德配位，才能做到宽猛相济，有人情味儿。
这些故事，放到今天讲似乎都有些不甚合理，但留存下来，一代一代的讲，总有他的道理，它其实体现了阴阳平衡的思想，越是严肃的事情，越需要用柔道来处理，越是细微处的小事，越需要考虑其长远宏观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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