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经常说，家里地方有限，都是你的书，看看哪些不要了卖给收废品的吧。
我总是回答说不行，我还要看呢，还没考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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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听起来很心酸，但我只能一遍遍循环着之前两年的日子，为下一次做准备。
备考三年，李小苓的笔记写满了好几本书。
“好多人围在一起，说谁谁谁考上了。
临末了，又加一句，‘就老李家的闺女不争气，这三年，尽拿她爸的钱打水漂了’。
”不久前的一个夜里，一个关于公务员考试未能成功的噩梦，让24岁的李小苓再一次彻夜难眠。
本周末，20多个省份将同时举行公务员笔试。
从2015年开始，这位兰州财经大学毕业生已经参加了无数次“国家单位”的招考，但每次都无功而返。
三月底，甘肃省2018年公务员考试再次开始，李小苓报考了陇南市一个小县的职位。
这次报考的地方比较偏远，她以为竞争会小一些。
然而，随着考期临近，“久经公考”的她还是十分焦虑。
岗位只录取一个人，截至报名结束时，报名资格审核通过人数骤升至61人。
在一些有经验的人眼中，李小苓报考的职位竞争并不算激烈。
根据甘肃省2018年度公务员报名人数统计，今年甘肃省报考人数较去年上涨22953人，总数达132338人，再创新高，其中最热门岗位报录比达557:1。
她不时觉得自己可笑，为了考试而考试，就像“范进中举”。
成为“国家单位”的一名正式工作人员，是李小苓一直以来的梦想，也寄托着全家人的期望。
在她的想象中，这份职业稳定又光荣。
她的父母也向往“铁饭碗”，时常给她传递相关信息，嘱托她鱼跃龙门。
从大三开始，她就做起了相关准备。
61:1的报录比，并不是李小苓经历过的最高的考试比例。
2015年12月，还是大四学生的她第一次参加了公务员考试，一个小县城国税局的岗位，有800多人和她竞争。
当时，她初出茅庐，对能够脱颖而出充满信心。
然而，现实残酷地打击了她。
此后三年里，李小苓在甘肃各地市辗转，甚至前往青海、重庆等地，参加了数十次考试，国考、省考、事业单位招考无一幸免。
“从参加考试到现在，复习过的资料摞起来可能和我差不多高！”李小苓有些心酸。
“每次都说一定要努力，不能再失败了，可是我现在也不知道哪里做得不好，哪里不够努力。
”
家里经济条件并不宽裕，为了不给父母增加负担，备考期间，李小苓打过两份短工。
第一次是在一家电商企业做文员，试用期没有一分钱收入，而同批入职的同事却能拿到一定补贴。
“其他人都是老板的亲戚或老板朋友的孩子，只有我是外人。
”虽然待遇不公平，李小苓还是尽心尽力，转正后又工作了半年多，省吃俭用攒下5500元。
打工的辛苦，让李小苓坚定了考取“铁饭碗”的决心，对她来说考上公务员就等于找到工作。
“仅2017年上半年，她就参加了十多次招录考试。
”
备考需要购买大量资料，还有交通、食宿花费，李小苓很快花光了积蓄，不忍依赖父母，只能再去找份工作。
她的第二份工作是便利店店员。
这份工作比较轻松，她天天带着书本，在闲暇时间里复习。
然而，几个月后，她遇到了便利店老板无故拖欠工资的问题。
她开始失眠，脱发严重，还常常觉得自己可笑，为了考试而考试，就像“范进中举”一样。
即便如此，李小苓还是决心坚持下去。
她说，三年多的考试已经成为支撑她的一切。
如果现在放弃，就对不起之前的努力，也对不起父母一次次点燃的希望。
在甘肃，像李小苓一样执着于“国家单位”的年轻人并不少，其中还有人自愿失业，成为考“碗”一族。
在兰州工作的张航注意到了这一现象。
他告诉记者，近年来，甘肃省内公务员培训市场持续火热，一些地市的招生规模比之前翻了一番，甚至收费数万元的“高端班”也不缺生源。
很多学生参加过多次招考，经验丰富。
对刚走上公务员岗位的甘肃小伙王宇来说，是否这些年轻人真的是出于内心的选择，他表示无法确定。
2015年，就读于国内一所重点大学的王宇在父母的建议下，报考了陕西省公务员，但止步于面试环节。
原本并不打算做公务员的他，对自己的落败庆幸，第一时间来到北京，应聘成为北京大学下属研究机构的工作人员。
这是一份让许多同龄人羡慕的工作，不仅体面，还有与学术大咖、业界大牛面对面交流的机会。
得益于良好的环境，王宇取得了飞速的进步。
然而，没有户口和编制就像是一座大山压在王宇的身上，父母也时常催促他早日回家结婚生子。
2016年下半年，王宇下定决心，参加了西部一个省份公安厅的招考，这次他通过了。
新工作收入不高，每隔三天还要出勤一次24小时。
不到一个月，王宇就开始感到乏味，他决定重新考证、继续学业，以谋求在体制内更好的发展。
“与之前相比，这份工作肯定有差距，但在我们小地方，只有铁饭碗才能带来认同感。
”对于自己的选择，王宇并不后悔。
“比如以前没人给我介绍对象，今年刚上班，就有两三个人过来说亲，其中一个女孩子还是研究生。
”王宇开玩笑说。
自从成为公务员，王宇就成了亲朋好友一致称赞的楷模，甚至他的表妹受到了影响，也报名参加了2018年甘肃省公务员考试。
尽管这个女生心里其实还是想去大城市闯闯，但父母的建议以及表哥的亲身经历，最终让她屈服了。
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一些甘肃籍的大学生在报考时会选择地理位置更偏远、工作环境更艰苦的岗位，以提高成功率。
“只要能考上，去哪儿都可以。
”
“对于公务员这样的工作，就像是一个包围城墙，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
”入职两年后，甘肃某县国税局科员丁怡发出这样的感叹。
2016年，丁怡从近千人中胜出，通过了国考的“独木桥”，成了整个家族的骄傲。
但是进入梦寐以求的职位后，她却越来越羡慕自己在南方一家电子厂工作的妹妹。
丁怡坦言，她和妹妹交流越多，就越能感受到自己能力的退化。
“我妹每天接触新事物、新思想，充满活力。
而我已经‘体制化’了，只会机械地重复手头上的工作，回到社会后什么都干不了”。
一入职就被分派到业务岗的丁怡，每天不停地核对无数个税目。
有时候为了早点完成工作，她一坐就是一天，抬头一看就“两眼直冒星星”。
没过多久，妹妹的工资就比丁怡高出一倍，还获得了进修的机会，在几千人的工厂里受到重用。
与此同时，丁怡离升职加薪还有很长的距离。
“你有能力，但没有经验或关系，很多机会依然不会轮到你。
”丁怡说道。
工资待遇也不如预期。
她经历了两年一次的薪资调整，很多人的工资只涨了几十元。
丁怡多次有想辞职的冲动，但周围羡慕的目光让她坚信，自己只是稍微抱怨一下，不会真的离职。
“每年都有人喊着要离开，但最后没有一个人真的走的，都只是说说而已。
”她笑着说。
通过“三支一扶”考试成为乡镇干部的戴瑞也有同样的看法。
严格来说，三支一扶工作时限只有两年，并不属于“铁饭碗”。
戴瑞家境富裕，日常工作是下乡扶贫，他的打算是：“先熬过两年，为以后进党政机关、国企打基础。
”
“一直考到35岁？”住在甘肃的杨阳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研究生，在某部委实习。
实习经验开阔了他的视野，也坚定了他下基层工作的决心。
但出于对公务员职业的热爱，杨阳并不认同身边的同龄人连续几年的报考行为。
在杨阳看来，从事任何一种职业都需要内心的认同。
还需要考虑自己的性格、经历与报考岗位的匹配程度，不能盲目地将进入体制内作为唯一的选择。
从2007年到2016年，在兰州高校任教的中国教育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孙百才教授一直关注着甘肃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
通过十次调研和53017份样本，孙百才得出结论－体制内仍然是年轻人的首选。
超过一半的大学生希望进入党政机关和国企等单位就业。
在经济水平较低的西部省份甘肃，这一现象尤为明显。
“在选择职业时，很多年轻人将职业的社会声誉看得很重要。
”孙百才将这种现象归结于这一点。
他认为正是这一点让稳定的工作、高社会地位和保障福利的“铁饭碗”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孙百才还认为，由于甘肃地处西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产业转型升级较慢，市场经济不够发达，其他行业对大学生的吸纳能力有限，导致年轻人的就业机会有限，纷纷加入备考大军，形成了自愿失业的现象。
对此，孙百才建议地方政府推行优惠政策，引导大学生到基层和中小企业就业。
同时，企事业单位也应改革僵化的用人制度，打破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降低劳动力流动成本，让甘肃高校毕业生和其他省份的外来毕业生能自由流动。
高校作为就业指导的重要一环，不仅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创业知识和能力，还要加强就业全程指导，更新年轻人的就业价值观，预防盲目从众的现象发生。
然而，在李小苓看来，多元就业的建议有点脱离实际。
她告诉记者，如果这次考不上，她就会随便找份工作，一边上班一边准备考试，直到35岁－－35岁是此类考试的年龄限制，她今年24岁。
（应受访者要求，李小苓、张航、王宇、丁怡、戴瑞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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