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治维新的历史长河中，西乡隆盛这个名字熠熠生辉，如同一颗璀璨的明星，他的传奇一生见证了日本社会的剧变。
出身于萨摩藩的武士世家，尽管幼时家境贫寒，但他并未因此放弃，反而在艰苦的环境中接受了严谨的武士教育，专攻剑术，深入研习朱子学和王阳明心学，尽管萨摩藩只传授朱子学，但这些知识为他日后的政治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844年，西乡隆盛崭露头角，成为一名税务官，随后卷入了岛津家族的政治漩涡。
父亲的退位使他得以在政坛上步步高升，而1854年那艘美国黑船的到来，如同一道震撼的闪电，触动了他对现代化的渴望。
这期间，他接触到了新的思想流派，特别是朱舜水所倡导的天皇史观，对水户学派的主张深感共鸣，他坚信日本社会应以天皇为中心，忠诚与革新并行不悖。
在江户时期，西乡隆盛的活跃程度日益显著，他以其独特的见解和坚定的立场成为了不可忽视的人物。
当幕府将军去世，权力争夺战如火如荼，一桥庆喜被视为继任的热门人选。
然而，幕府大臣们的反对迫使岛津齐彬请求西乡出面说服他支持一桥。
尽管内心充满矛盾，但西乡隆盛展现出了高超的外交手腕，巧妙地处理了这一微妙的局势。
1856年，西乡被委以驻京办主任重任，他的果敢决策赢得了岛津齐彬的深深信任。
然而，这种地位的提升也带来了嫉妒的目光。
1858年，岛津齐彬去世，权力的天平开始倾斜。
西乡隆盛的主张和活跃使得他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被流放的苦涩经历，更是对他忠诚于天皇理念的考验。
尽管遭受流放，西乡隆盛的名字并未被遗忘。
1889年，他恢复了名誉，甚至得到了铜像和高位追封，这不仅是对他个人成就的认可，也是对他为明治维新付出的不朽贡献的肯定。
他的故事，就像一部生动的历史剧，展现了明治维新期间的复杂斗争与个人命运的波折，成为日本历史中不可或缺的一章。
历史上中华文化对周边邻国的影响之深，从诗歌创作即可窥一斑。
以日本为例，大和民众既作“和歌”，但也习“汉诗”。
日本人研习汉诗的历史，大概可上溯至唐代。
如大家熟知的晁（或作朝）衡（即阿倍仲麻吕，698-770），不但任职大唐，而且和大诗人王维、李白都有过从。
王维有《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并序）》。
李白则有《哭晁卿衡》。
因此，从理论上说晁卿熟谙汉诗创作应无问题。
可惜晁氏似乎并无作品传世。
而被日人奉为学问之神的平安时代（约当唐、宋之间）诗人菅原道真（845-903），存世汉诗则有五百余首。
仅就创作数量而言，即便置于同时代的中国诗人当中，也毫不逊色。
这位和林逋一样癖于梅的神童，五岁时就作有和歌《梅の花の歌》，十一岁时所作汉诗《梅花》更是令人匪夷所思：
月耀如晴雪，梅花似照星。
可怜金镜转，庭上玉房馨。
相较之下，七岁时写下《咏鹅》的骆宾王也不过尔尔。
笔者曾到过京都和太宰府的天满宫，园内皆遍植梅花，并有各类梅花制品。
在其忌日，还隆而重之地举行“梅花祭”。
可见其人其诗在日本民众心目中的地位。
另一个为人所熟悉的诗人恐怕就是室町时代（1336-1573）的一休宗纯（1394-1481）了。
其汉诗集《一休和尚诗集》也已被介绍给中国读者（殷旭民点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当然了，其诗作的影响恐怕远远不及曾在中国播放的动画连续剧《聪明的一休》。
至少是我，诵读其诗集一过，却未留下特别深的印象。
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倒是明治时期的西乡隆盛（1828-1877，号“南洲”，别署“武邨吉”）的汉诗创作。
提起西乡隆盛，估计了解明治维新历史的鲜有不知。
他与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并称为明治维新三杰，为日本走上现代化道路立下赫赫功绩。
在他的故乡鹿儿岛，到处都是西乡隆盛遗迹：中央驿站前矗立着明治十七杰群雕、西乡南洲显彰馆、西乡洞窟、西乡隆盛终焉の地等等。
在城山公园的山顶，西乡隆盛的巨型造像远远便可望见。
不过，上野公园内牵着爱犬的西乡隆盛铜像，似乎更为真切可亲。
这样一位武士出身的政治人物，实在不大容易让人把他与诗歌联系起来。
可是，当你在昔日的鹿儿岛萨摩藩以及佐贺肥前藩游历，发现朱子的四书五经竟然摆放在孩童们的书桌上，便会明白为什么西乡隆盛擅长汉诗创作。
《增补西乡隆盛汉诗集》。
西乡隆盛的创作，早在昭和二年就辑有《大西乡先生玉诗选》，收汉诗160首。
昭和三十八年出版的《西乡南洲诗集》收诗则增至177首。
迄今所收最全者是山田尚二、渡边正合编的《增补西乡隆盛汉诗集》（平成20年4月30日增补版），接近二百首。
这些汉诗，大都是西乡隆盛遭贬谪后所作，再一次印证了“诗穷而后工”的论断。
以予浅见，西乡的诗风深受唐人尤其是田园派的影响：
柴门斜掩占幽情，檐外静听溪水声。
浴后闲窗煎茶处，寒池吞月晓光清。
（《温泉寓居作》）
槐花和露路尘香，涧水澄澄绕草堂。
邂逅相逢田妇惠，斟茶簟席得清凉。
（《夏日村行》）
独坐幽怀远市嚣，千峰愁色雨声饶。
溪云埋屋昼濛翳，窗影恰如春月宵。
（《偶成》）
冰轮映水水涵楼，六月江乡气似秋。
为爱凉风清夜景，一宵不下翠帘钩。
（《夏夜如秋》）
竹林围屋淡烟笼，窗外苔深溪水通。
寂寞休言古人邈，披书相对夕阳中。
（《山屋杂兴》）
芦花洲外系轻艭，手挈鱼篮坐短矼。
谁识高人别天地，一竿风月钓秋江。
（《秋江钓鱼》）
温泉声澄避世哗，窗前窗后不看家。
连山翠色偏宜夏，密树清阴却胜花。
闲暇幽居最相适，名魂利魄又何加。
斯般游味无人识，旦暮凉风分外嘉。
（《温泉寓居杂吟》）
尽显闲适恬淡悠然自得，完全是避世隐居的高士写照，很难想象这些诗作竟然出自一位叱咤风云的政治家之手。
西乡所作，用情至深至真，思亲、赠友、怀人、悼亡，无不如是。
兹举二例：
相约投渊无后先，岂图波上再生缘。
回头十有馀年梦，空隔幽明哭墓前。
（《月照和尚忌日赋》）
相逢如梦又如云，飞去飞来悲且欣。
一诺半钱惭季子，尽情夜思不忘君。
（《送菅先生》）
在我看来，此君端合作诗人，而非政治家。
政治家更多的考虑是立场和利益，而非情感。
事实也是如此，且窥其心声：
山叟元难滞帝京，弦声车响梦魂惊。
积尘几寸衣裳重，邨舍暂忻身世轻。
（《投村家喜而赋》）
累官解得自由身，泉石烟霞情转亲。
温饱从来亡素志，清幽长愿一闲人。
（《闲居》）
受辛经苦是兼非，傲骨从来与俗违。
自古名声多作累，不如林下荷锄归。
（《偶成》）
当然，曾居庙堂之上，经世之志终不能忘怀，但只能“哀民生之多艰”了：
深遮尘世树阴清，幽鸟为谁窗外鸣。
最喜山中免官赋，曾无俗吏叩柴门。
（《偶成》）
秋深风露客衣寒，村静砧声起夜阑。
皎月窥窗照双杵，更令孤妇叩心酸。
（《秋夜客舍闻砧》）
偶尔也显露其武士本色，却依然悲天悯人：
提铳携獒如攻敌，峰头峰下殷勤觅。
休嗤追兔老夫劳，欲以游田换运甓。
（《田猎》）
老夫追兔岂唯狂，嗜杀勿言心是狼。
田妇迎来何所喜，除他民害麦花香。
（《游猎》）
不禁让人想起了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的豪迈。
西乡屡次书写“敬天爱民”四字横幅，因而这类诗歌也或多或少体现了儒家的仁恕之道。
他主张“尊王攘夷”，则其诗也不乏忠君爱国的内容，即便身陷囹圄之中也不改初衷。
如《狱中有感》、《偶感》（誓入长城不顾身）、《庆应丙寅十月上京船中作》、《辞阙》等等。
最让我惊讶的莫过于其诗所涉及的异域年俗，竟与旧时粤俗差可相近：
楳花催淑气，微暖放春晴。
风敛莺将语，霞轻柳未萌。
迎新先贺寿，破腊乍开正。
童仆飞鸢戏，悠然云外鸣。
（《辛未元旦》）
西乡娴熟于汉诗的创作技巧，除个别作品迹近古风外，余皆格律严整。
而用典、比喻、对仗、词类活用等修辞格的运用也都不让汉人咫尺。
像“苏子不希儿子贤”（《武村卜居作》）那样的僻典居然也见于其作。
语言则相当平易流畅。
某些造句则不无江西诗派的影响，如“余许君君也许我，弟称兄弟却称兄”（《赠政照子》）、“贵于值十五城珍”（《咏史》）等，都与常见的诗歌节律相悖。
西乡的诗作，我以为田园之咏成就最高，尤其是那些偶然所得者，自然清新，反复吟诵而不倦。
读者仿佛置身于明月松风之下，徜徉于山林田畴之间，静听牧童短笛溪流淙淙。
一介武夫能有这样的诗歌水平实属不易。
西乡隆盛的书法。
谈及西乡隆盛的汉诗，有必要略花笔墨辨正一个与之相关的传闻。
徐四海编《毛泽东诗词全集·改诗、仿诗》（东方出版社，2016）收有一首题为《改西乡隆盛诗呈父亲》的七绝：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此作最早见于斯诺《西行漫记》之《一个共产党员的自述》，1936年以英文在美国杂志上连载。
及后由汪衡翻译成中文，题为《毛泽东自传》于1946年在重庆出版（黎之《毛泽东诗词的传抄、发表和出版》，《新文学史料》2006年3期118-119页）。
当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是没有这首诗的。
后来有研究指出，毛泽东的这个改写作品其实本诸日本周防远崎妙圆寺僧月性（1817-1858，字知圆，号清狂，有《清狂诗钞》等）的《癸卯秋将东游赋此书壁》（陈福康《这首诗不是西乡隆盛写的》，《新文学史料》2006年4期205页）：
男儿立志出乡关，学若无成死不还。
埋骨岂唯坟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
今据《增补西乡隆盛汉诗集》所载，可以肯定西乡并无相类似者。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增补西乡隆盛汉诗集》有辨伪一章，剔除了六首曾被误为西乡所作诗。
换言之，西乡甚至从未抄录或改写过僧月性的这首诗。
因此，笔者确信，倘若不是主席误记，就是轻信了当年的讹传。
近年来随着央视诗词大会之类节目的热播，诗词创作渐渐为时人所重。
我想说的是，日本人尚且能写出合乎格律、意境高雅的诗歌，那国人自然不在话下。
只不过今天的日本人可能也不大写汉诗了。
近日我在天神和阪急两个书城的文学类书架上，竟见不到一本汉诗集，反倒是紫式部的物语丛书赫然入目。
谭步云
责编 刘小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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