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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之像的获奖记录(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电影:《沉默之像》)

2024-09-02 21:25:44|网友 |来源:互联网整理

沉默之像的获奖记录

第25届哥谭独立电影奖最佳纪录片第31届独立精神奖最佳纪录片(提名)第36届波士顿影评人协会奖最佳外语片第88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长片(提名)。

第20届金卫星奖最佳纪录片

沉默之像的获奖记录(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电影:《沉默之像》)-第1张图片-拓城游

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电影:《沉默之像》

校对:keyloque

导演陈述

《杀戮演绎》(The Act of Killing,2012)为我们所有人揭露了我们的日常现实被构筑在恐惧和谎言之上的后果是什么样子的。

《沉默之像》(The Look of Silence)则探索一个幸存者在这样的现实中会是怎么样的。

制作任何一部关于种族灭绝的幸存者电影,都如同走进一个充满陈词滥调的雷区,大部分的电影都被用来创造一个英雄般(如果不是圣人般的话)的主角,他是一个我们可以认同的对象,从而带来一种虚假的慰藉:仿佛在暴行的道德灾难中,我们不可能像行凶者那样。

但是为了证实我们自己是好人而将幸存者当成圣人来进行刻画,其实是在利用幸存者来欺骗我们自己。

这是一种对幸存者的经历的侮辱,它无助于我们理解,在暴行中存活下来、在被大规模的暴力弄得支离破碎的生活、被恐惧禁声,到底意味着什么。

为了穿越这片充满着陈词滥调的雷区,我们必须要探索沉默自身。

最终的产物就是《沉默之像》。

我希望,它会是一首源自恐惧的沉默之诗——一首打破那种沉默的必要之诗,当然,也是一首打破沉默之后所浮现的创伤之诗。

也许,这部电影是一座献给沉默的纪念碑——一种提醒:尽管我们想要向前走,转移我们的目光,

我和阿迪说了我的这次遭遇,他和其他的家庭成员要求看我拍摄的素材。

他们就是这样获得拉姆利遇害的细节的。

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从2003年到2005年,我拍摄了我能够在北苏门答腊找到的每一位屠杀者,从一个纪律严明的行刑队,到另一个纪律严明的行刑队,从乡村到城市。

安瓦尔•孔戈(Anwar Congo)——后来成为《杀戮演绎》的主角的男人,是我拍摄的第四十一位屠杀者。

随后我花了五年时间来拍摄《杀戮演绎》,在整个拍摄过程中,阿迪会向我要我们正在拍摄的素材看。

只要我能找到时间放给他看,他都会看。

他给吓呆了。

一部电影中的杀人犯,通常会否认他们的暴行(或者为这种暴行道歉),因为在电影工

我知道从我旅程的一开始,就存在另一部同等重要的电影有待拍摄,它也是关于当下的。

《杀戮演绎》被缺席了的受害者——死者——所萦绕。

几乎每一个痛苦的篇章都处在一种挥之不去的和无声的静态画面(tableau,戏剧用语,指最具有戏剧性的静态时刻或动作。

译注。

)中——空空如也的、经常是颓废的风景,一个迷茫、孤独的人物栖居其中——突然达到高潮。

时间停止了。

影片的视点也会有断裂,会突然转向沉默,转向对逝去的事物、对无辜遭陨灭的生命的缅怀。

我知道我应该要拍摄另一部电影,我们由此可以步入那些阴魂不散之地,并本能地去感受那些被迫生活在此处的生者,被迫在屠杀其亲人的、依然大权在握的人的注视之下的生活。

这部电影便是《沉默之像》。

除了使用2003年到2005年阿迪所看到的那些较老的素材之外,我们在2012年拍摄了《沉默之像》,正好在剪辑完《杀戮演绎》却还未发行之后——在得知我无法再安全返回印度尼西亚之后。

我们和阿迪及其父母紧密合作,他们和我的那些匿名的印尼员工一样,已经如同我的大家庭之成员。

阿迪花了数年的时间研究屠杀者的素材。

他会震惊、悲伤,也会愤怒。

他想要搞清楚,那种经历到底意味着什么。

与此同时,他的孩子读书时,老师会告诉他们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奴役、折磨、谋杀、数十年的政治隔离——所有的这些都是他们的错,给他们和其他幸存者的小孩灌输以耻辱。

阿迪深受屠杀者的夸夸其谈、他的父母的创伤与恐惧,和对小孩的洗脑活动的影响——继而是愤怒。

阿迪并不是重新拾起我们在2003年中断下来的、将幸存者聚集在一起,重新唤醒他们的经历,而希望见到那位卷入他的兄长的谋杀案中的人。

他向他们介绍说自己的哥哥是他们的受害者,他希望这些涉案人被迫承认他们杀过人。

在印尼,要一位受害者直面一位屠杀者——如同我们在《杀戮演绎》中所看到的那样——这可是令人完全无法想象的。

我开始做一些史无前例的事情:制作一部电影,在影片里,受害者在屠杀者依然握有权力的时候直面他们。

这种对峙危险万分。

当要去见权力更大的屠杀者的时候,我们都只带了阿迪和我的丹麦员工——摄影师拉斯•斯科利(Lars Skree)和制片人西格纳•比尔吉•索伦森(Signe Byrge Sørensen)。

阿迪不带身份证。

我们清空了手机里所有的号码,并开来一辆备用车,保证离开时可以迅速上车,这样,独裁者很难派警察或暴徒跟随我们。

但是这些会面没有一次是以暴力结束的,很大程度上归因于阿迪的耐心和同理心,而且事实上,屠杀者也不太确定该拿我们怎么办,因为他们一年前就认识我了。

当然,这种会面仍显得令人局促不安。

阿迪一次又一次地诉说着难以言表的东西,留待观众去感受一位幸存者的生活状态,去感知一种压抑的、源于恐惧的沉默的大体轮廓。

来源:威尼斯电影节官方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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