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12-03 15:21:26|网友 |来源：互联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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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个提示是和变形有关的，所以玩家们很容易就能够想要可能是变形课教室。
具体的位置就在变形课教室讲桌前(讲桌上有大老鼠!)路线:霍格沃兹——城堡主楼——变形课教室。
城堡内部→变形课教室→点击桌子前面的小金点后获得。
进入【城堡主楼】，往上走找到【变形课教室】，进入教室后在最前面的桌上找到一个茶壶，站在正对茶壶的位置出现一个光点，点击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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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介绍
我的革命生涯当中有六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周恩来同志身边度过的。
10年中有多少难忘的往事啊,这里仅记下其中的几件,以寄托我对周恩来同志的深切怀念。
一、长征途中带病坚持工作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在长征期间,周恩来同志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担负着极其重要而又艰巨的任务。
他既要随队伍行军,又要夜以继日地工作。
过度地劳累损坏了他的健康。
在过雪山草地之前,周恩来同志病倒了,患了肝脓疡。
当我们到达四川西北部的毛儿盖时,周恩来同志病情突然恶化,高烧 39°C多,有时昏迷不醒,病情十分严重。
毛泽东、朱德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都经常去看望他。
为了让周恩来同志能安静地养病,组织上指示我们搞译电工作的同志,译出来的电报暂时不要送给他看。
但是,只要他病情稍有好转,就叫我们把电报送去。
他顽强地支撑着病弱的身体坐起来看电报,有时还亲自起草电报。
从毛儿盖出发后,周恩来同志没有完全恢复健康,但他一直带病坚持工作,协助毛泽东起草敌情通报、作战命令,分析研究敌情,布置部队行军,有时还亲临战场指挥作战。
但有这样一件事志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
在长征途中,为了保证中央领导同的健康,使他们有更多的精力工作,当时的军事顾问李德和毛泽东、周恩来等几位领导同志都配备了担架。
开始,周恩来同志执意不肯接受这样的安排,最后还是在其他领导同志的再三劝说下,才勉强同意。
在我的记忆中,周恩来同志只有在身体实在难以支撑的情况下,才迫不得已地躺在担架上,稍好些,就坚持自己走,叫抬担架的同志去收容后面部队的伤病员。
当时周恩来同志还有一匹马,但他也很少骑,经常把马让给伤病员,而自己却拄着拐棍,迈着艰难的步履,同普通的红军战士并肩前进。
二、我党我军机要通讯工作的卓越组织者和领导者
周恩来同志非常重视、关心和支持机要通讯工作。
早在大革命失败后,他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就预料到,为了中国革命迅速发展的需要,必须改变以交通员进行通讯联络的办法。
因为这种办法既缓慢,又不安全,常常延误时机,容易被敌特破坏和利用,造成失密。
为此,周恩来同志研制成取名为“豪密”的密码。
周恩来同志成为我党我军高级密码的创始人。
1928年,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举办了无线电报务员训练班,专门培训这方面的人才。
1928年末至1930年初,上海党组织首先采用无线电报同中央苏区和莫斯科进行机要通讯联络,取得成功。
从此,结束了我党我军长期以来利用交通站、交通员传递信息进行联络的办法,使我党我军的机要通讯工作进入了运用无线电报技术的新阶段。
1932年12月1日,朱德和周恩来同志发布了关于无线电报务人员的密令,指出:无线电已成为苏区红军的主要通讯工具,在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中,必须加强和健全无线电队伍的组织与工作。
对来自敌军的无线电技术人员必须在政治上争取、物质上优待。
译电人员必须经过政治部门负责审查,切勿以其为技术人员而加以丝毫的忽略。
遵照这一重要指示精神,我们加强了机要通讯工作及其组织建设。
在重庆期间,周恩来同志利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合法条件,亲自指示童小鹏和申光同志,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和海外关系,采办了大批电讯器材运往延安等地,以建立我党我军的机要通讯工作网。
当时,在上海、武汉、南京、重庆、桂林、湖南、成都、江西、昆明、广东等数十个地区和游击队,先后建立起60多个电台。
其中,公开设在办事处的有14个,另有半公开的6个。
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仅用了短短几年时间,南方各省市就建立了一整套无线电秘密通讯网,同时,还培训和组织了一大批机要译电人员、电台报务员和技术人员。
机要通讯队伍建立起来以后,周恩来同志非常重视和关心机要通讯工作人员的思想进步,经常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革命气节和织织纪律等方面的教育。
同时,他还指示有关领导同志,为机要通讯工作制订了一整套保密制度:机要办公地点,一切闲人不得进入；密码本分为普通和核心两种,绝对不能丢失,并指定专人翻译；密码本的使用方法和暗号,只准本人知道；同事之间禁止发生横向关系,电报机密内容限制在一定范围,同事(包括夫妻)之间也不允许交谈；译电人员必须守口如瓶、心细如发,不应知的不求知,并且做到“三随”,即随收、随译、随送,等等。
我记得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时候,机要办公地点设在三楼,为了保密和安全起见,童小鹏同志遵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在三楼楼梯口进门处的墙上,贴了一张显眼的画,并书写了“同志,请止步!”五个大字,以杜绝一切闲人进入三楼。
当时不论是负责同志,还是一般同志,都能够自觉地遵守。
当年我们机要通讯人员,能在国统区的第二战场上,顺利地完成党组织交办的各项机要通讯工作,与周恩来同志和南方局的正确领导是分不开的。
三、皖南事变后的一席话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的关系更加紧张,我们所处的环境日益恶化。
国民党反动派扬言,要查封我们的办事处。
面对这种险恶的时局,南方局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了应急的对策。
一天,周副主席召集我们全体同志开会,详细分析了时局发展的趋势,讲解了我们的对策,向大家做了应变的具体布置。
至今我还记得周副主席讲的一些话。
他说:我们不希望国共合作的局面全面破裂,但是我们不能不做必要的准备,而且一定要做最坏的准备。
如果国民党反动派要搞突然袭击,我们要坚决抵抗下去,直至把机要文件和密码烧毁。
同志们,我们要做好坐牢的准备。
要坐牢,我们一起去坐牢!男同志可以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因为我们是共产党的公开机关。
女同志只承认是家属。
敌人要问党的组织情况,就说我们的中央在延安,主席是毛泽东。
你们还可以说,这里有支部,支部书记是周恩来。
如果敌人再问还有哪些负责人,你们就说有董必武、邓颖超,别的什么也不知道,让他们去问支部书记周恩来。
他还说:我们要准备牺牲’但是,我们要努力争取大家都安全地返回延安!周副主席的一席话,使到会的同志受到深刻的教育和极大的鼓舞,增强了战胜艰险的勇气和信心。
这次讲话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四、人民的好总理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周恩来同志担任了政府总理。
50年代,我在总理办公室秘书组工作,负责安排周总理每日活动的日程表。
周总理每天的活动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忙”和“累”。
他往往是一边吃早饭,一边听秘书们逐个地请示和汇报工作,并且当场答复秘书们提出来的问题。
为了让他能安安稳稳地吃上一顿早饭,总理办公室的同志曾多次讨论怎样尽量避免在周总理早餐时去汇报和请示。
但说是说,做起来就难了,你不去总理就叫你去。
因为再也没有别的时间可以利用了,这样饭吃完了,请示和汇报工作也结束了。
然后,他不是去开会,就是去接见外宾,或者参加别的什么活动。
一般总要到深夜12点左右才回办公室。
周总理经常强调,当天的事情当天办完。
所以,尽管他回到办公室已是深夜了,还要处理当天所要处理的事情,包括阅批各方面的文件、报告和材料。
有时秘书有急事来请示,他还要答复。
在办公室,周总理一坐下来就要连续工作两三个小时,一直到凌晨三四点钟。
周总理经常是一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有时甚至通宵达旦。
他把全部心血都献给了党,献给了人民!我们这些在总理身边工作的同志看到他这样不知疲倦地日夜操劳,都为他的身体健康而着急!这样长年累月地下去,身体怎么能受得了呢!同志们轮流向总理提意见,甚至联合起来给他写大字报,请邓大姐劝说等,要求周总理注意休息。
但是都没有收到太大的效果。
周总理总是说接受同志们的好意,但又总改不了。
他常常对同志们说,要做的工作实在太多,不能老休息呀!
周总理从不顾及个人,但他对同志却是关怀备至。
我在他身边工作有很深的体会。
有一次,我患了病,总理知道后,把外宾赠送给他的鹿茸膏拿给我,让我保养身体。
还有一次,我息病初期被医院误诊,总理知道后,在一次国务会议上以此为例,强调应提高医疗工作质量,防止误诊,并当面指示卫生部,要定期给干部检查身体。
后来,这就成为一条制度。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老干部,借口疏散,要把我们这些老同志赶出北京。
当时,支左人员找我谈话,叫我回江西老家,或者投亲靠友。
逼得实在没办法,我只好给总理写了封信,谈了这个情况。
总理看到信,很关心这件事,说中央没有这样的决定,并且让秘书给中央统战部的支左人员打电话,叫他们不要逼我下放。
这样,我才脱离了困境。
五、一位普通的观众
1957年夏季,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工团来到北京,在人民剧场向首都人民汇报演出歌剧《刘三姐》。
一天,总理办公室收到了几张人民剧场的入场券。
我当时想,周总理长年累月地为国操劳,很少休息,如果这一次能去看《刘三姐》,一来对广西文工团和广西人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二来也可以利用看戏的机会得到短时间的休息。
于是,我去征求周总理的意见,还向他讲了一些关于《刘三姐》怎么好,在广西甚至在全国的反响大和受欢迎之类的话。
周总理愉快地答应了。
但是,他又给我们提了几条要求:不要和广西文工团打招呼,也不要和主办单位打招呼,只允许我和卫士两个人随同前往,等等。
我爽快地答应了总理的要求。
那天晚上,我和卫士随同周总理来到人民剧场。
开演前几分钟我们按照入场券的排号入座了。
入场的时候,大概由于人多或者由于检票时精神过于集中的缘故,人们没有发现周总理。
入座后片刻歌剧就开演了,剧场的灯光都暗了下来,所以周围的观众也没有发现周总理。
就这样,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以一位普通观众的身份,坐在观众席上观看歌剧《刘三姐》。
当剧中演到刘三姐与财主对歌,并且机智地取得胜利的时候,周总理开心地笑了。
中间休息时,剧场里的灯光亮了起来。
不大一会儿,主办单位的同志发现了周总理。
一位领导同志来到周总理跟前,有点儿不大自然,十分抱歉地说:“总理,我们不知道您来,实在对不起……。
”周总理没有等他说完,抢过话头,微笑着说:“是我叫他们不要打招呼的,我来看戏,和大家一样,都是观众,再惊动你们就不好了嘛!”那位同志接着说:“总理,请您到后台或者休息室休息一下,喝点儿水。
”周总理坐着没有动,用手指了指座位说:“就这里坐坐很好嘛,谢谢你们啦!”坐在周总理附近的观众这时也都发现了周总理。
许多人站了起来,向周总理投来敬仰的目光,有的还热情地跟周总理打招呼、握手。
此时此刻,此情此景,领袖与人民之间的那种水乳交融的感情多么激动人心啊!
演出结束,广西文工团和主办单位的同志请周总理到台上去接见演员。
这时,整个剧场的观众都知道周总理来看戏了。
顷刻间,台上台下沸腾起来,整个剧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周总理一边向观众招手示意,一边稳健地走上舞台。
他向演员们表示祝贺,同演员们一一握手。
他说:“这个剧剧情好,演唱得也很成功,我向你们表示祝贺!”还说:“如果拍成电影,让更多的观众都能看到《刘三姐》,那就更好了!”望着总理慈祥的笑脸,听着他亲切的话语,大家沉浸在欢乐中……
这天,我们度过了一个愉快而难忘的夜晚。
《我们的周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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