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寻，男，1962年生，葫芦岛市第二实验小学校长，曾荣获葫芦岛市劳动模范、市优秀教育工作者、中国教师报2007--2008年度优秀教育人物等荣誉称号。
傲立蓬勃根自深——记葫芦岛市第二实验小学校长刘少寻春草绿，白鸽聚。
荷花池水风吹碧。
苍穹暗，淫雨浊。
青松傲立，无限蓬勃，茁！茁！茁！小桥弓，石碑红。
蒂固根深屹园中。
鱼儿跳，鹿儿鸣。
和谐启航，明辩西东，冲！冲！冲！细细品味这首校园抒怀《钗头凤》，眼前一定会浮现出一位如青松般傲立挺拔的身影。
他，就是葫芦岛市第二实验小学的校长刘少寻。
这首精彩的诗词正是出自于他的笔下，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对生命的追求与勇往直前的精神，正是他人生的写照。
徜徉在葫芦岛市第二实验小学的校园内，你总能看到他往返巡查的身影。
他目光温和，举手投足文质彬彬；他刚柔并济、知人善用、豁达宽广、淡薄名利。
人文管理凝聚人心人们常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刘校长深知教育管理要以人为本，他努力营造和谐的人文环境，激发每个人的工作热情。
在学校管理上刘校长有一整套经验。
他对领导班子的管理模式是“统一步调、分工协作、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民主、公开的工作作风深入人心。
对待老师，刘校长的原则是“宽厚仁和，理解尊重为先”。
学校出台的一系列规章制度，均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征求了大家的意见后才形成条文而去执行。
在依据制度科学管理学校的同时，刘校长更注重“激励”的作用，让每一个教师都能发现自身存在的价值，品尝到成功的喜悦。
他组织学校出台一系列奖励措施，如《关于参加全区统考的奖励方案》、《关于教师参赛获奖的奖励方案》、《关于教师公开发表文章的奖励方案》和《关于指导学生参赛获奖的奖励方案》等。
这些奖励机制的制定，充分调动了广大教师工作的热情，老师们工作得开心、轻松、愉悦。
此外，刘校长更注重用人文的关怀去感化老师。
生日的时候，老师们会收到他亲手而写的贺卡；生病的时候，老师们会收到他亲自献上的鲜花；节日的时候，老师们会收到他亲自发来的短信；离退的时候，老师们会收到他真挚的祝福；每周三的时候，他还会在学校贵宾室等候老师们的到来，那是他专门为老师开通的“心灵驿站”！点点滴滴的关怀感动着每一个老师，人文化的管理让每一个老师面对学生“俯首甘为孺子牛”，实验二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和谐校园。
实干精神感召人心一所出色的学校总是跟一个出色的校长联系在一起。
实验二小作为市、区重点小学，在鲜花和掌声面前承载着太多的荣誉，更是家长和社会赋予众望的学校。
作为校长，他深知肩上责任的重大，丝毫不敢放松。
多年如一日的早出晚归已成家常便饭，凡事身体力行的奉献也成了他生活的重心。
2006年，是实验二小发展史上一个难得的契机，学校原有的两址办学在市区政府及教育部门的大力关怀下，合二为一，结束了多年的分址办学。
面对新的教育形势、新的教育格局，刘校长稳重温和的目光里更多了深沉、执着。
那是一段异常难挨的日子，刘校长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没有好好地吃过一顿饭。
学校工程的改造，方方面面都需要协调、沟通，多方奔走的日子明显看出他的消瘦。
炎炎夏日，望着四十多岁的他，和老师们共同抬拾桌椅、清理教室，盘查备品的艰辛，老师们无不动容。
望着那原本白皙、帅气的脸颊变得黝黑、憔悴，老师们无不心痛。
正是他用自己的实干精神感召了每一个人，因此，在学校一边盖新楼，一边进行教学的艰难时期，人们最为担心的安全事故一例也没有发生！美丽壮观的教学楼如期落成，但新的问题却又摆到了刘校长的面前：崭新漂亮的教室、各功能室、教师办公室，空空荡荡；宽阔的操场，一片空白。
怎么办？再次向上级伸手？政府已经投入不少，不忍心啊！自己的困难自己解决！刘校长一咬牙，果断决定：校长挂帅，亲自带头，通过各种渠道，筹措经费。
政以兴教为先，民以支教为荣，到教师节前夕，便筹集资金几十万元！用这些钱，学校新置了学生桌凳、办公设施，装备了各功能室，同时又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投资几十万元，重铺了操场，彻底结束了体育课漫天黄沙的现状，为学校顺利通过省双高普九检查奠定了基础。
今天的实验二小，已成为葫芦岛市质量好、声誉高的窗口学校。
刘校长为学校发展上下奔走的事迹，也在教育界不胫而走，广为传颂。
创新观念激励人心实验二小发展到今天而勃勃不衰，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创新。
刘校长的创新理念使这所学校始终走在全市乃至全省的前列。
他是第一个给学生作品搞“拍卖会”的校长，在全市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他在做校长之初就提倡在校园饲养鸽子等小动物，为孩子培养爱心搭建了平台；他是第一个给孩子搞经常性的疏散演习的校长，几年前的消防实战演习拉响的警报和浓浓的烟雾曾经震撼了葫芦岛市，他对孩子珍爱生命的教育做得淋漓尽致；他第一个将学生的鉴定让班主任写在了贺年卡片上，通过邮局寄给了孩子的父母，孩子父母读着老师的评语激动流泪，《辽沈晚报》《山东电视台》等多家媒体纷纷报道；第一次，在清明节他让学生静静坐下来讲述自己的家史，绘制“家族图表”，明确自己在家族发展史上这一生命链条上的位置和作用；第一次，他在学校搞“防恐演习”，真实的现场模拟令老师、学生、家长深受震撼，《葫芦岛日报》、《葫芦岛晚报》长篇报道；第一时间，他将全校12万元震灾捐款直接汇到都江堰向峨乡中学，至今与那所学校的校长刘勇还保持着往来，祈盼他们重建家园！他也是全市第一个建立了自己博客的校长，他的思想，他的理念通过网络与教师、学生和家长进行沟通进行交流。
“第一”，这在刘校长每个学期的工作当中都会出现，老师们说，跟刘校长干工作总能给人意想不到的惊喜，“第一”极大地激发了师生的工作热情。
模范行为影响人心人们常说，无欲自振，无私无畏。
刘校长之所以得到大家的敬重，之所以能那么完美地完成学校管理改革的重任，除了领导的关心支持和广大群众的拥护、爱戴之外，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他的廉洁奉公。
刘校长出任校长时就力主以法治校，这样做，校长的权限要大大缩减，他是非常清楚的。
因此，人们说，坚持以法治校就是一项廉政建设。
随着实验二小声望的与日俱增，来校就读的学生源源不断，已超出学校的承载能力。
因此，每到新学期开学或新生入学之际，他的办公室总是门庭若市，家长们各显其能，纷纷走关系想尽办法把自己的子女送入二小大门，有的家长直接把信封放在他的办公桌上，厚厚的一沓钱随着张开的信封口呼之欲出，他不为所动；有的家长派来高级轿车接他去高档饭店“沟通”，他婉言拒绝；还有的家长气急败坏，对他挥舞着拳头，破口大骂，他镇定不乱，仍旧按规则办事，用自己的言行举止诠释了一名教育工作者的良好修养和职业操守，也严肃了学校学籍管理制度。
在金钱、权利、地位面前，他淡泊闲定，坚持原则，不谋私利，从不利用职权为自己或家人谋私利，被群众传为美谈。
例如：学校在职称评优、评选先进时实行公开、公平、公正，按照资历和平时的考核分数累加排出名次，从高到低依次确定，并进行张榜公布。
面对荣誉，他不伸手，还多次让给其他同志，从而赢得了大家更多的尊重。
作为校长，他要求老师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老师不做的他从来不做。
他为自己制定了《校长周工作细则》，在全校教师工作会议上公布，并恳请全体老师对自己进行监督、考评。
同时身为一校之长的他，不但不摆官架子，待人处事公正民主，宽厚仁和，而且关心教师，乐意为教师排忧解难。
就连小小的孩子，在他眼中都能找到足够的尊重。
哪个学生家庭有困难，他总会热心帮助；哪个学生在纪律上有不良表现，他总会耐心教育。
学校有位退休的老教师家庭十分困难，刘校长了解情况后，每年都要到这位老教师家中慰问，还多方奔走，帮助她申请了困难补助，解决了燃眉之急，使这位老教师的孙子能继续在学校安心学习。
每当提起刘校长，这位已经离退的老教师都会感动得热泪盈眶。
刘校长已经成为教育界的一颗明星，他用自己的广博、善良、关爱?得了广大师生和家长的信任和好评，?得了领导教育教学工作的主动权。
全校呈现出一派校风正、学风浓、乐于助人、勤奋好学的良好风气，实现了由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的转化，从传统教学到现代教学的跨越，从粗放管理到依法治校科学管理的迈进。
刘校长志趣高雅，崇尚美好生活。
他教育老师们要养成良好的业余爱好，同时更注意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陶冶师生。
只要走进实验二小的人，首先就会感到“美”弥漫在整个校园：绿草如茵、鲜花怒放、白鸽飞舞、鱼戏清波、小鹿回望、树木葱茏。
每一个角落的布置都有他匠心独运的杰作。
走进教学楼，耳目一新的感觉会让你情不自禁的驻足观赏：爱心超市、书画长廊、休闲书吧、外语部落四个主题角设计典雅、美观、独特，是孩子们最喜欢的校园一角，也是学校育人环境的一道亮丽的风景。
翻开刘校长的荣誉袋，仔细地搜索，大大小小的荣誉足有50多项，其中最醒目的是他荣获的21篇国家级论文获奖证书，以及他公开发表几十篇文章的全国、省、市级文章的刊物和报纸，还有他个人出版的著作《故乡的冬季》。
2007年5月他被评为市劳动模范；2002年被评为市优秀教育工作者；2007--2008年度被评为中国教师报优秀教育人物。
同时还有他多次被评为的县、区优秀教育工作者的证书。
再细细翻阅，由他主持的科研课题合格证书竟达26个，而且均获得了全国、省、市一、二等奖在他的带领下，仅仅4年的时间，学校先后获得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全国创新教育先进单位、国家级绿色学校、辽宁省语言文字示范学校、辽宁省健康教育先进集体、辽宁省小作家基地重点学校、辽宁省艺术教育先进校、连续五年被评为辽宁省精神文明先进单位、葫芦岛市、龙港区教育工作先进集体等53项荣誉。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这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一生献身于教育事业的真实写照，也是刘校长奋斗在教育战线上的座右铭。
多年的风雨沧桑，刘校长依然宠辱不惊、淡泊明志，始终站在教育这一块精神高地上，守望着自己的理想，谱写着一曲人生平凡而卓越的乐章。
视频介绍
1997年3月，省教委领导和全省“普九”工作调度会与会人员在禹城考察
□高立泉
上世纪末的1995至1997年，是我市各级党委政府、广大干部群众、学校教职员工，为实现“普九”而攻坚克难的三年。
1997年12月25日，随着山东省政府“普九”验收组宣布庆云县通过“普九”验收，我市11个县市区全部完成了“普九”任务，“两基”（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人口覆盖率达到了100%。
这是我市523万人民三年拼搏奋斗的丰硕成果，更是我市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从此，德州老百姓的孩子不仅可以全部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初步实现了教育公平，而且为我市全面推行素质教育奠定了基础。
这期间，全市人民为实现“普九”，倾其财力、物力、人力，用智慧和汗水谱写了兴办教育、发展教育的光辉篇章。
回顾那段艰苦奋斗的岁月，不仅使年轻同志可以了解德州人民当年“普九”的基本情况，而且也使大家从中得到更多的启发和教益。
1995，“普九”形势不容乐观
上世纪八十年代，党中央、国务院确定我国要在二十世纪末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
国家教委根据全国各省市区经济发展状况，把我省和沿海其他八个省市列为一类地区，要求在1997年率先实现“两基”。
但是，地处鲁西北的德州，是全国42个经济贫困地区之一，地方财政非常困难。
尽管从1980年到1994年的十几年间，全区先后投资4.48亿元，使农村中小学校基本达到了“六配套”（校舍、课桌凳、院墙、厕所、操场、校门），城市中小学实现了“五达标”（学校规模、校舍、课桌凳、运动场地、校园环境），但与我省东部发达地区和“普九”标准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1994年9月15至19日，山东省委、省政府在济南召开全省教育工作会议，贯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围绕全面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加快教育改革与发展步伐，进行了深入研究。
会议期间，省长赵志浩与各市地主要负责人签订了1997年实现“两基”的目标责任状，我区行署专员莫振奎在责任状上签字。
12月20日，德州地委、行署召开全区教育工作会议，对“两基”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莫振奎专员与各县市主要负责人签订了责任状。
12月30日，行署下发《关于印发德州地区1997年实现“两基”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德行发[1994]145号），规定各县市必须于1995年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实现“普九”的时间分别是：1995年，原德州市；1996年，禹城、平原、齐河、临邑、陵县；1997年，乐陵、宁津、武城、夏津、庆云。
在以后的工作中，市政府根据具体情况，先后将乐陵、宁津、武城也划入了1996年完成的范围。
1995年2月，行署办公室下发《关于印发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评估验收暂行标准的通知》（德行办发[1995]7号），地区教育局下发了《关于印发<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评估验收暂行标准及说明>的通知》（德地教字[1995]7号），金清云副专员发表了关于实现“两基”的电视讲话。
省、地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和行署文件的下发、领导的动员讲话，吹响了全区向“两基”发起决战的号角。
各县市党委、政府都把“两基”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把实施“两基”纳入党政领导的任期目标，并召开专门会议研究部署。
各县市普遍实行“双线”目标责任制（一线为县市长、乡镇长、村委会主任；一线为县市教育局长、乡镇总校长、中小学校长），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政府主要负责资金筹措、征地建设、设施配套等，教育部门主要负责规划设计、施工监督、学生入学等。
地、县两级都实行了几大班子领导人分工包点制度，教育部门实行了局长包片、科室包县、乡制度。
市教育局成立了“普”九工作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并建立了宣传工作领导小组。
全区把8月份作为“普九”宣传月，通过多种形式，大张旗鼓地宣传“两基”特别是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意义、内容、目标及措施，使广大干部群众明白为什么要“普九”，怎样“普九”，“普九”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等等。
与此同时，各县市组织力量设计规划，筹集资金，选址征地，着手施工，“普九”工作很快启动起来。
老实说，当时对“普九”工作，许多党政领导，甚至一些教育行政干部，对其具体内容、要求并不是很清楚的。
为解决这一问题，地区教育局派副县级督学、督导室主任鞠恒文和普教科、计财科、仪器站等有关科室的同志，到各县市举办讲座，组织县乡分管领导和教育、财政等有关部门负责人、中小学校长，学习掌握省政府制定的“普九”标准及有关要求。
通过讲解，大家认识到，这次“普九”和以前的“六配套”、“五达标”相比，不仅内容多，而且标准高、要求严。
具体来讲，共分四大部分14个项目。
四大部分包括：普及程度、师资队伍、办学条件和教育经费，14个项目则包含于四大部分之中。
普及程度的重要指标是：小学、初中的入学率分别为100%和95%，辍学率分别控制在1%和2%。
这是“普九”中最基础的数字，每个学校的师资配备、校舍面积、仪器图书、公用经费等重要数据都是以这个数字为基础的。
因此，这个数字必须准确可靠。
师资队伍的要求是：初级中学（按每班50名学生计算）每班按3.7人（其中教师2.6人，职工1.1人）配备，而省地重点学校、实验学校则要达到3.9人（教师2.6人，职工1.3人）；城镇小学（每班45名学生）、农村中心小学（每班40名）、农村小学（每班32名），每班分别按2.2人（教师1.7人）、2人（教师1.7人）、1.4人配备；盲聋哑学校（每班12名学生），每班按4人（教师2.5人)配备。
教师的学历，小学教师要具备中等师范学校及以上学历，初中教师要具备师范专科学校或其他大学专科以上学历。
初中和小学校长须分别经过省、地教育学院和县市教师进修学校培训并取得合格证书，否则，不得任职。
办学条件的要求是：小学设置要有利于儿童少年就近入学，农村小学服务半径一般在1公里以内，乡镇中心小学和学区小学规模一般在10个教学班以上，最低不少于6个班。
中心小学占地在15亩左右，各小学的操场要有200至250米的环形跑道。
农村初中以设在乡镇驻地为宜，2万人以下的乡镇设1处，2万人以上者可以设两处，规模应为18至24个教学班，人口多的需要办到30至36个班。
每个学校占地面积在60亩左右，操场要有300米到400米的环形跑道。
校舍包括满足教学需要的教室、实验室、图书阅览室、办公室、食堂，音体美专用教室、微机室、语音室等。
小学生均用地面积17.6至21.8平方米，中学生均用地面积22至28.8平方米（城镇用地紧张者可适当缩减），小学生均建筑面积不低于3.8平方米，初中不低于4.5平方米（该定额中不含住校生、带眷教职工宿舍和校办工厂用房）。
各学校不得有危房、危墙及其他一切可能伤亡师生的建筑物。
初中要有物理、化学、生物三个实验室，小学要有一个综合实验室。
中学理科教学仪器，按国家教委1993年2月颁发的二类标准执行，也就是每个实验室按13组配备，每4个学生一组。
中学的音体美器材，按1989年国家教委颁发的标准配备。
图书的配置，初中和实验小学生均15册，城市小学、乡镇中心小学和学区小学生均10册。
另外，对电教器材也都做了相应的规定。
教育经费，是“普九”中最关键也是实现难度最大的一项指标，共分四个方面。
一是财政对教育的拨款要做到“三个增长”（财政对教育拨款的增长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生均教育事业费要逐年增长，生均公用经费和教师收入要逐年增长）；二是城乡教育费附加要足额征收并做到专款专用，农村教育费附加要实行“乡征县管乡用”；三是多渠道筹集义务教育基金，坚持依法集资办学、捐资助学，开展勤工俭学；四是教职工工资要按时足额发放，民办教师工资不能低于当地农民上年人均纯收入的1.8倍，并不得拖欠。
对“普九”基本知识的学习，促使县乡两级领导和教育主管部门在摸清所辖区域内适龄儿童少年的底数后，计算出了在保证学龄儿童少年全部入学的前提下，所需校舍、师资、经费三笔账。
当时，我区共有89.6万适龄儿童少年，其中失学辍学者共9万余人，其中多数为初中阶段学生。
而要实现“普九”，让孩子们全部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大约需要投入8.12亿元，新建校舍100多万平方米，增加初中师资5000余人。
庞大的需求摆在各级党政领导面前，他们为完成这一艰巨目标，制定了“普九”工作方案，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把政府行为、部门行为变为政府、社会、全民的共同行为。
金清云副专员于地区教育工作会议之后，即带领地区教育局有关人员到齐河、德州、乐陵、陵县等县市调查研究，了解贯彻省地教育工作会议情况，分析“普九”中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督促大家抓主要矛盾，解决重点难点问题。
地、县教育行政部门加强了对1995年需要完成“普九”任务的77个乡镇的重点督导检查。
原德州市是全区经济基础和办学条件较好的单位。
根据测算，全市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投入5000多万元完成“普九”任务，时间紧，任务重。
1995年3月市改区后，德城区委、区政府放弃了修建办公楼的计划，财政开支重点向教育倾斜，建立了六大班子主要领导包乡镇制度，区人大、区政协定期监督检查制度，92家企事业单位对口支援制度和定期召开常委、区长联席会议制度。
区委书记李艳华、区长许传忠对全区12个乡镇的主要负责人定期调度，并深入学校检查指导。
各乡镇、各学校普遍开工建设，仪器设备也在抓紧购置。
区教委和各乡镇教委、学校负责人天天到第一线，促进度，抓质量。
很快，全区“普九”工作出现了扎实推进的良好局面。
乐陵市原本定于1997年完成任务，但是市委不等不靠，主动提出要提前一年实现“普九”。
他们制定了《关于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实施意见》、《关于增加教育投入的若干意见》等多个文件，积极筹措资金，并规定对1995年实现“普九”的乡镇奖励10万元，1996年实现的奖励5万元，对未能如期实现的乡镇，实行“一票否决”，不能评为先进，党政主要负责人不得提拔调动，甚至追究领导责任。
因此乐陵市很快掀起了“普九”高潮，成为全市的先进典型。
临邑县田口乡，把盖乡政府家属院的20万元拿出来，乡财政又挤出80万元，借款40万元，连同群众的集资捐资款，共200万元，征地80亩，迁建了新的乡中学。
这一年，全市共投入2.78亿元（其中乐陵5400万，陵县、临邑均超过3000万），完成校舍建筑面积47.6万平方米，不少乡镇中小学扩大了占地面积，有了规范的教室、实验室和操场、绿地，内部设施配套工作也有了明显进展，办学条件有了较大改善，并涌现了乐陵市双庙赵中学、临邑县兴隆镇中学、陵县边临镇中学等一批窗口学校。
民办教师的工资待遇普遍提高，拖欠工资现象得到初步遏制。
小学适龄儿童少年入学率为99.34%，小学毕业生升学率由上年的79.04%提高到了91.9%。
与此同时，全市的扫盲工作进展顺利。
从1991年到1995年，全市共扫除青壮年文盲153731人，非盲率达到99.24%，巩固率达到95%以上。
这年的9月11日至18日，省教委副主任刘鸣泽带领省政府扫盲验收组来我市检查验收，全市11个县市区全部通过。
这标志着我市取得了第一个战役的胜利。
这样，各县市区、各乡镇就可以集中精力进行第二个战役——“普九”工作了。
1996年1月22日到2月2日，市教委根据市政府的部署，组织50名工作人员编为11个小组，分赴10个县市区，对提出“普九”验收申请的94个乡镇进行了评估验收。
之后，市教委党组用三天时间听取汇报，并对照省验收标准逐一进行核实。
结果，这94个乡镇中，只有71个基本合格（其中乐陵18个），仅占验收乡镇的75.5%，占全部乡镇的36.8%。
计划于1995年实现“普九”的德城区，因地改市后企业上划，财政收入锐减和遭遇特大风暴灾害，直接影响了工作进度，未能通过市级验收。
究其全市如此情况的原因，一是不少县乡领导认识不到位。
有的只停留在下发文件和一般号召上，没有铺下身子真抓实干；有的把实现“普九”与发展当地经济和其他事业对立起来，顾此失彼，贻误战机；还有的存有侥幸过关心理，等待观望，被动应付。
二是学校布局调整不到位。
小学布点多，规模小，影响了办学效率。
三是教育投入不足。
有相当一部分县乡财政对教育拨款达不到“三个增长”；有的县乡对筹措资金畏难发愁，力度小；农村教育费附加征收不足，管理不善，没有做到“乡征县管乡用”，甚至有的乡镇挤占、挪用教育经费。
四是办学条件差距大。
以楼房建设为主的学校基建尾工大，生均校舍面积不足，旧校舍维修、改造任务重，内部设施配套不足，理科仪器、音体美器材、图书资料与省定标准相差较远。
1996年1月中旬，省教委党组成员、省政府教育督导室主任马钊同志来我市检查“普九”工作，他既肯定了我们的成绩，也严肃地指出了存在问题。
他说，至1995年底，全省139个县市区，已有84个通过了省政府验收，威海、青岛、莱芜、淄博、烟台五市已全部实现“两基”，经济欠发达的临沂、滨州，也实现了一半以上。
德州如果在1996年没有大的动作，很可能要拖全省的后腿，形势将相当严峻。
马主任的德州之行，对我们触动很大，同时，也引起了市领导的高度”我们虽然有困难，但应该横下心来再坚持一下，取得最后的胜利。
我的话，引起了一些领导会意的笑声。
接着，李主任、孙主席先后发言，表示完成“普九”是百年大计，是科教兴国的重要前提，目前我们的经济是困难一些，但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
我们德州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普九”问题上，一定要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坚决完成任务。
接着，各位常委、副书记相继发言，都表示要努力完成“普九”任务。
最后，莫书记做了总结，讲了四条意见：一是要坚定到1997年完成“普九”任务的信心，不犹豫、不后退，不拖全省的后腿。
二是在部署今年“普九”工作时，只强调按照规划完成任务，不统一规定义务教育集资的数额。
三是对1995年已经收起来的教育集资，要强调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
四是积极争取省里支持，集中使用争取来的资金，加快“普九”进度。
听了书记的表态，我的眼里充满了激动的泪水，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散会后，金清云副市长半开玩笑地说：“老高，今天中午回家好好喝一壶吧！”
如果说，3月13日的常委会使市委和几大班子领导形成了共识，那么，3月19日莫书记在县市区委书记和市直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则是统一各县市区党委一把手认识的关键会议。
在会上，莫书记传达了3月13日市委常委会对“普九”工作的意见，强调了各县市区一把手必须在“普九”问题上旗帜鲜明，敢于担当。
他说，“九五”是全面完成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关键时期，也是为下个世纪的发展奠定人才基础的重要时期。
要实现经济发展的“两个转变”，必须认真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努力提高劳动者素质，把“普九”工作摆到“重中之重”的战略位置。
他强调，义务教育是民族进步和社会文明的标志，是现代化建设和生活的基础，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动力，是杜绝新文盲产生的根本手段。
大家必须充分认识实现“普九”的重要意义，来不得半点犹豫。
除武城、夏津、庆云外，其余县市区必须于1996年通过省政府验收。
对于多渠道筹措资金，莫书记强调了五点。
一是，各级党委政府要树立教育投资是战略性投资的观念。
要合理调整投资结构，确保教育经费的“三个增长”，市县财政每年都要拨出专款用于补助义务教育。
二是，搞好城乡教育费附加的征收与管理。
农村教育附加必须实行“乡征县管乡用”，尚未实行的五个县，从4月份起开始全部实行。
三是，认真落实省市出台的8条筹资政策。
各县市区必须做好工作，用足用好各项政策，不能漏征和征收不足。
四是，要按照《教育法》的规定依法集资。
国家已经把集资、捐资用于实施义务教育，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它和不合理的摊派、集资是有根本区别的。
这是国务院在集资问题上开的唯一的一个口子。
当然，在集资过程中，要注意量力而行，不要超出农民的承受能力，但不能和“乱集资”、“乱摊派”混为一谈，把该办的事也不办了。
事实上，群众对集资办教育是积极拥护的，而对收了钱不用在教育上才是真正有意见的。
为了慎重起见，各县市要以乡镇为单位，摸清底子，制定方案，经过法定程序批准后执行。
五是，对去年已经从农民手中集起来的那部分资金，要全部用到教育上。
对挪作他用的，审计、财政等部门要严肃处理。
教育和财政部门要积极争取上级支持，加强经费管理，提高使用效益，并定期向社会公布使用情况，让人民群众放心满意。
最后，莫书记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要有一种使命感，责任感，要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需，宁可在别的方面打紧一些，甚至牺牲一点速度，也要把这件造福子孙后代的大事办好。
莫书记对“普九”工作所讲的意见，深刻、具体、严肃，使各县市区委书记统一了认识，明确了方向，坚定了信心。
各县市区迅速召开常委会议，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县乡两级层层召开会议，对“普九”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
5月3日，市委发布《关于成立德州市“普九”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由市长任组长，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的分管领导任副组长，市教委、市委宣传部、市计委、建委、财政局、地税局、审计局、监察局、农业局、土管局的主要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教委，由我任主任，温启颖任副主任。
各县市区及各乡镇参照市里的做法，普遍对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进行了调整充实。
各级政府加大了对教育的投入和筹资力度，并采取“银行贷一点、建筑材料赊一点、建筑单位垫一点、师生义务劳动省一点”的办法，千方百计克服资金困难，扎扎实实推进“普九”进度。
自此，一场轰轰烈烈的“普九”热潮在德州大地上迅速蔓延开来。
尽管当年8月份德州市遭遇特大洪涝灾害，216万亩良田被淹，但市委、市政府对“普九”的态度没有改变。
在9月1日召开的全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上，莫振奎书记在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了确保1997年实现“普九”的决心，使“普九”工作始终得以稳步发展。
教育部门，既是参谋更是主力
“普九”是政府行为。
作为政府主管教育的市教委，在“普九”工作中既是参谋助手，更是冲在前干在前的主力。
为打好“普九”攻坚战，全市从各级教委主任到学校校长，从普通教育干部到学校教师，人人为“普九”着想，个个为“普九”出力，殚精竭虑，忘我工作，用实际行动谱写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新篇章。
首先，进一步加大了宣传力度。
市委宣传部和市教委专门行文，把义务教育宣传月由8月份改为4月份，并对宣传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德州日报开辟了“县委书记谈‘普九’”“教育话题”等专栏，市县电台、电视台开设了“‘普九’之窗”“‘普九’潮”等专题节目。
各乡镇、学校通过出动宣传车进村广播、师生上街宣讲、书写永久性标语口号，印发教育法律法规材料汇编，散发“普九”明白纸等各种形式，在广大城乡营造了浓厚的“普九”氛围。
仅以乐陵市为例，市领导发表电视讲话3次，书写永久性标语8600余条，出动宣传车386辆次，办义务教育专栏68个，设立集市宣传站98个，各学校成立义务教育宣传小组920多个，印发《义务教育法》6500多册，宣传提纲10万多份，举行了“三法一纲”知识电视大奖赛，有的乡镇还在政府驻地建起了“义务教育宣传一条街”。
通过宣传，广大干部群众认识到，治穷必先治愚，治愚必先办教育；教育出人才，人才兴经济。
同时，要用《义务教育法》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尽最大努力为“普九”做贡献、尽义务。
其次，要求县乡教育行政部门在政府的领导下，进一步调整规划设计，优化资源配置。
按照“合理布局，减少处数，扩大规模，提高效益”的原则和“一个乡镇建一所初中，5000人建一所小学”的要求，将原先制订的方案重新进行审查、修正，将乡镇中学和小学、教学点进行大幅调整和压缩。
三是，调整市教委班子成员和各科室包县市区的安排，并提出了新的要求。
主要是，督促各县市区按照布局规划，一定要做到调整到位、建设到位、配备设施到位、学生入学到位，高标准，严要求，不得迁就，不能马虎，发现问题要随时和县分管领导、教委主任进行沟通，及时加以解决，确保按计划完成“普九”任务。
同时，对大家的工作作风、生活标准等问题，也都从严做了规定。
以上三条措施，使市教委的“普九”工作进入了新的阶段。
大家精神抖擞，干劲十足，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
从1996年4月份开始，市教委的多数同志就基本上没有了星期天、节假日。
为了完成一项任务或一个阶段的工作，大家和县乡教委、学校的同志战斗在第一线，常常披星戴月，废寝忘食。
“普九”办为每次现场会、调度会提供情况，起草讲话，经常连夜加班。
市教委办公室李向阳副主任和尹品华同志，坚持深入第一线，及时报道了“普九”的动态、典型和经验，并和“普九”办每年出简报80余期。
分管普教和成职教的温启颖和杨少华两位副主任及“普九”办李春厚主任、普教科李德民科长等，为了准备一次会议，参观一个现场，都是事先到达，找问题，提要求，力求做到高质量、高水平。
全市193个乡镇，我到了170多个，尽量做到对基层情况心中有数。
驻各县市区工作组的同志对工作尽职尽责。
有一次我到某县看完几个学校，在县招待所刚刚坐下，工作组长就找我个别汇报情况，说，如果明天对几个乡镇进行初评，可能有的中学因教学仪器不足而到附近中学借用。
听后，我立即找分管县长和教委主任，落实是否确有其事。
待核实后，当即确定，宁可不去初验，也要等到该中学把教学仪器配全，绝不可弄虚作假，自欺欺人。
1996年11月24日，省“普九”验收组在宁津县进行验收。
趁他们下午汇总情况的间隙，我和“普九”办李春厚主任等赶赴武城，就迎接省验收问题与县里交换意见。
武城本来计划到1997年完成任务，但县里工作主动，要求提前一年验收，10月下旬市里还在那里召开了调度会，但后来听说该县有些乡镇工作不到位，必须迅速解决。
傍晚，我们赶到县委招待所时，刚拔下输液吊针的县委书记史好泉已在那里等候。
我们说明来意后，指出，省验收组对每个乡镇、每个学校的检查非常严格认真，如果我们因个别乡镇不达标而影响验收，将是很大的损失。
史书记明白我们的来意后，激动地握着我的手说：“高主任，就凭你们对‘普九’的这股认真劲，我们一定做过细的工作，不出疏漏，高标准通过省政府验收，绝不享受贫困县的‘待遇’。
”当晚，他和县长赵忠新、副县长王德奎召开了杨庄、马庄等七个乡镇的一把手调度会，就近期要解决的尾工、配套、校园美化等问题进行了重点调度和部署，并提出了严格要求。
事实证明，这次调度会至关重要。
一个多月后，武城县顺利通过省政府验收，后来又被选作全省“普九”调度会的参观现场。
在“普九”过程中，我们除了到外地如临沂、阳信学习先进经验外，还特别注意发现和培养自己的典型。
我们建议市领导于1995年春、1996年春两次在乐陵召开现场会，对各县市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市领导要求每月召开一次调度会，每次解决一两个重点问题，我们都及时推荐会议地点，整理有关材料。
1996年5月7日，第一次调度会在临邑召开，推广了兴隆镇中学在加快校舍建设的同时，搞好校园的绿化、美化、净化和路面硬化，使学校建设上档次、上水平的做法，为各县市区的学校建设树立了样板。
第二次调度会于6月4日在齐河召开，推广了焦庙镇搞好学区小学布局调整，发动群众集资捐资，加快学区小学建设的经验。
第三次调度会于6月28、29日在宁津、陵县、禹城流动召开，会议肯定了三县市在麦收后抓住机会筹集资金，积极推行农村教育费附加“乡征县管乡用”的做法，促进了各县市的筹资进度。
第四次现场会于7月25日在德城区召开。
此时，德城区已于当月初通过了省政府验收，成为全市第一个、全省第88个实现“普九”的县级单位。
会议推广了德城区高标准完成“普九”任务的经验，发出了“集中力量，全面攻坚，以优异成绩迎接省政府验收”的动员令。
第五次调度会于8月30日至31日在宁津和禹城召开，推广这两个县市主要领导亲自督阵，搞好中小学内部设施配套和校园美化的做法和经验。
第六次调度会于10月22日在武城县李家户乡召开，推广他们在社会各界支援下，高标准修建学区中心小学、村办小学的做法与经验，并通报对1996年应实现“普九”的8个县市的复评情况，强调要像李家户这样，做好基层学校建设的扫尾工作，狠抓薄弱环节，让每一处学校都达到省定验收标准。
应该说，这六次调度会，使“普九”工作环环扣紧，步步为营，起到了重要的示范和推动作用。
与此同时，市教委还配合省教育督导组先后五次对各县市区进行初验和复查，听取他们的指导性意见。
省政府教育督导室副主任刘庆春、高文浩及科长辛莲英等同志，每到一个县市、乡镇，从规划到现实，从宏观到微观，检查指导得非常严格到位，他们强调，“普九”验收的四大部分14条要求，是铁打的尺子，不能缩小，不能变形，进度要服从质量；要注意“软件从严、硬件从实”，“先入学、后完善”，等等。
这些要求和指示，对指导各县市区严格按照标准，尽快完成“普九”任务，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搞好学校内部设施配套，市教委推行了图书、仪器招标购进和自制相结合的办法，降低了价格，节约了成本。
一些县市将实验桌、仪器橱、图书架及体操垫等，由校办工厂按统一标准制作。
标本、模型等一些简单的器材，则发动师生自制。
这样，全市不仅加快了设施配套进度，保证了图书、仪器的质量，还节约资金2000余万元。
在“普九”工作中，战斗在第一线的各县市区教委主任及班子成员、一般干部，可谓辛劳之至。
德城区教委主任张锦初，“普九”期间曾六次到济南开会，每次都是匆匆而去，急急而归，竟没能抽出时间去看望住在省城的老母亲。
平原县教委主任张荣忠，曾做过脑颅手术。
“普九”时，头、颈、肩上还安着导流管。
但他不休息，和同志们一样坚持在第一线。
该县的扫盲工作成绩突出，被评为全国扫盲先进单位，荣获国家教委颁发的“中华扫盲奖”，并代表全市通过了国家教委的抽查验收。
禹城市教委主任马希坤，协助副市长李光德等抓质量、抓进度，使学校建设质量为全市一流。
临邑县教委主任马传智、齐河县教委主任李孝平，在发动群众、抓典型等方面，为领导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
庆云、夏津两县的教委主任和班子成员，在“普九”中承受了更大的压力，付出了更多的劳动。
此外，陵县、宁津、武城等县的主任、副主任，都为“普九”做了大量工作。
这些同志中的多数人被评为全国级、省、市级“普九”先进个人。
各界助教，奇迹频出令人动容
德州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是典型的“农业大市、工业小市、财政穷市”。
1995至1997年，全市地方财政收入分别是4.7亿、7.4亿、9.4亿，除投资必要的基础设施与民生项目外，只能勉强保工资，属于“吃饭财政”。
但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市县财政三年内共拨出8.578亿元投入教育，与1994年的2.055亿相比，平均每年增加39.14%，其中市级财政有907万元专门用于奖励“普九”先进县、先进乡镇，充分体现了党委政府重视教育、支持教育的态度与决心。
各县市区党委政府规定，在完成“普九”任务之前，各机关、事业单位一律不准新建楼堂馆所，不准购买小轿车。
德城区在放弃修建区委、区政府办公楼的规划后，从财政上共拨款3000多万元，加上区直企事业单位支援和多方筹资，共投入6000多万元，新征土地345亩，新建扩建6.4万平方米校舍，维修校舍1800多间，实验仪器、音体美器材、电教设备、图书资料等全部按部颁二类标准配齐，在我市率先高标准完成了“普九”任务。
武城县甲马营乡把修公路的250万元用于修建乡办中学，为其他乡镇加大教育投入做出了榜样。
我市广大农民群众、干部职工，为解决“普九”资金问题作出了重大贡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市农民虽然很快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是直到1995、199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1463元、1824元，城镇职工的年收入也仅在3100至3400多元之间，远远低于东部发达地区。
但是为了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他们有钱的出钱，有物的捐物，有力的出力，就连中小学生也纷纷献出自己的零花钱、压岁钱。
三年来，全市共缴纳城乡教育费附加3亿多元，其中农民的缴纳比例，1996年达到人均纯收入的1.77%。
市县乡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中央、省驻德单位及其干部职工，都积极参与捐资活动。
机关单位，少则三五万，多则十几万、几十万；干部职工少的一二百元，多的几百元、逾千元。
三年来，全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干部职工共捐资1.178亿元，农民集资捐资3.8亿多元。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德州广大城乡的每一所学校，每一座教室，包括其内部设施，都有着广大干部职工和农民群众的无私奉献。
这些钱，可都是他们辛勤工作、劳动，用汗水换来的呀！
在集资、捐资过程中，许多干部教师和普通农民表现出了令人崇敬的无私精神和高尚情怀。
齐河县焦庙镇党委政府，为了发动干部群众集资、捐资，召开万人大会，书记、镇长每人带头捐款500元，一般干部200元，在场的县教委干部每人300元。
他们的行动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仅用七天时间，这个镇就筹资170多万元。
德城区袁桥乡牌子村赵俊杰老人，听说村里建学校，将自己多年积攒的1000元钱献了出来。
陵县前孙镇田家村农民田文和，家中有病人，但他两次共捐资1.5万元。
临邑县临邑镇王楼村王明兰，丈夫偏瘫在床，儿子结婚，但她看到本村80多名学生只能在借用的房子里上课时，只给儿子出了1000多元的彩礼钱，却将承包村里砖厂积攒的3万元钱和5万块砖捐献出来，帮助村里建起一所希望小学。
乐陵市小学教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刘桂珍，把国家奖励的2000元全部献给了学校。
宁津县宁津镇乔桂莲老师，把自己被评为市级劳模所得的1000元奖金全部捐给了“普九”工程。
德城区新婚女青年王兰英，乐陵市杨家乡幼儿教师朱俊芹，都将自己置办嫁妆的钱捐给了学校，一个5000元，一个6000元。
齐河县焦庙镇姜堂村农民姜立洪，身患食道癌，病重之际，他正在济南106医院住院。
当听说村里正筹资建校时，便执意出院，回到村，他对村支书说：“我的病治不好了，还是把治病的钱给村里修学校吧！这也是我给后代尽一份心意。
”当村支书含着热泪接过他仅有的100元救命钱时，老人欣慰地笑了。
学校建好了，老人却离开了人世。
全市类似事例，不胜枚举。
市直和各县市区的企事业单位及干部职工，为帮助贫困乡镇解燃眉之急，可谓不遗余力。
德州市化肥厂厂长刘秉章，在干部职工大会上说，“同志们，我们不能忘记，德州市还有个全国级的贫困县庆云。
在那里，还有不少孩子因校舍不足而进不了学校大门……”全厂干部职工当场捐款28255元。
厂党委把这些钱连同厂里捐助的25万元一起送到了庆云县后张乡。
该乡政府又筹资200万元，在原先拟建乡政府办公楼的地址上建起了两座教学楼，彻底解决了小学生升初中难的问题。
陵县60家县直企事业单位，在不到四天的时间里，筹资630万元，对口支援14个乡镇的“普九”。
德州市拖拉机厂厂长李文和，将16万元奖金全部捐出，为家乡武城县李家户乡良言村盖起了一座教学楼。
乐陵市政协副主席、华乐工贸集团董事长苏寿堂和乐陵乐港五金制品有限公司，都设立了多达10万元的奖学金，鼓励学生努力学习，立志成才。
许多在改革开放后富裕起来的农民企业家，为家乡政府排忧解难，无私奉献。
德城区抬头寺乡前屯村戚洪友，用建冷库的30多万元为本村建了670平方米的教学楼。
庆云县庆云镇张桃符村从事白铁加工的张学增夫妇，投资28.8万元建起了一栋480平方米的二层楼房，无偿捐给本村小学做教学楼，而他们家里，用的仍是破旧的沙发和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
乐陵市农民企业家梁希森，为家乡学校先后捐资30多万元。
临邑县苗木专业户董元庆，1996年开春后，自己租车为各乡镇中学送去无偿捐献的树苗、花草，价值10万多元。
该县身在江苏铜山县的个体户金永利，解放初已定居江苏，听到家乡“普九”的消息后，托人把两万元钱送到临邑县翟家乡金集村建校。
宁津县时集镇桑庄、崔庄等村的个体工商户，在桑庄村支部书记殷志刚带动下，几天内捐资40多万元。
1995年，这个镇为“普九”投资306万元，改善了办学条件，通过了市级验收。
在革命战争年代不怕牺牲浴血奋战的革命军人，更是主动为”普九“做贡献。
福州军区副司令员郭培庚将军，回原籍探亲时，为家乡的“普九”热潮所感动，当即决定捐资14万元，为家乡乐陵市化楼乡刘集村修建了一所高标准小学。
原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刘存智将军，听到家乡庆云“普九”的消息，寄回1000元，以示支持。
许多复退军人虽然待遇不高，但他们说，革命战争年代，许多战友都牺牲了，而我们有幸活了下来。
现在党和政府每年还给我们补助，我们把它捐给学校，再为孩子们做点贡献，值！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了为“普九”集资捐资的带头人。
夏津县新盛店镇退伍军人黄士荣，年逾花甲，曾参加过抗美援朝。
他的两个儿子都患有残疾，家境贫寒。
但在“普九”中，老人主动承担起镇中学的保卫工作，又向亲戚借款120元，加上自己的退伍补助，凑齐200元交到镇政府。
德州市的“普九”，还得到了省内外、海内外有关单位和爱心人士的热情支持。
临邑县营子乡政府在“普九”之初，就给在外地工作的营子籍干部职工、个体工商户，港澳台、海外侨胞写了一封公开信，这封信写得情真意切，感人肺腑，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收到捐款37万多元。
1995年7月，威海市环翠团委捐资20万元，在庆云县庆云镇前马村开工建设庆云第一所希望小学——威海希望小学。
之后，共青团德州市委联合德州市教委，开展了救助失学儿童、支持基础教育事业的“希望工程”。
三年来，他们联系外地和本市的爱心单位、爱心人士，共向“希望工程”捐款捐物达617.4万元，救助失学儿童少年7803人，新建扩建“希望小学”19所。
至1997年底，德州大地上陆续矗立起30多所带“希望”二字的中小学。
祖籍齐河县马集乡东代庙村81岁高龄的台胞侯拱辰先生捐款15万元，为家乡修建了一所小学。
香港大业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沈炳麟，捐资47万多元，在庆云县建起了两所希望小学，这在“应善良”基金会的捐助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身在台湾的退役国民党中将曹树炳先生，听说家乡陵县凤凰店村正在修建学校，也派女儿回家，捐款10万元。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省教委、省高校工委牵头，省属十几所高校派往庆云、夏津支教的同志们，为两县的“普九”工作付出了大量心血。
省教育厅挂职夏津县副县长的牟思伦，不仅和其他分管领导靠上抓“普九”，还回省城发动山大、山师大等10所高校开展支教活动，一次向夏津捐助20多万元的桌凳及教学仪器，并与支教队员捐资5000元。
在“普九”攻坚阶段，为解决资金缺口，驻庆云的支教、扶贫干部，先后在挂职副县长姜玉亭、林寿彤和挂职县长助理杜德昌带领下，到省直机关和36所大专院校，为这个贫困县争取无偿资金120万元，捐赠的课桌凳、教学仪器、电教器材、图书资料，折合人民币80多万元。
他们还帮助县直学校建起了微机室，健全了校长微机管理系统，计算机阅卷系统，又自掏腰包，捐资4600元。
驻该县崔口镇的支教干部刘西忠，利用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为学校建设绘制图纸，节约设计费1万多元，并主动承担了工程监督工作。
全省调度，既是肯定更是促进
在全市“普九”高潮迭起之际，1996年11月19日至25日，乐陵市和宁津县，一举通过了省政府验收，开创了我市“普九”工作的新局面。
这一喜讯，更加鼓舞了其他县市的工作热情，加快了“普九”步伐。
至1997年1月底，又有临邑、禹城、陵县、平原、武城、齐河6个县市通过省政府验收。
这样，我市在1996年度共有9个县市区实现“普九”，不仅结束了全市无“普九”县市的历史，而且占当年全省验收总数的近三分之一。
1997年3月25日至27日，省政府在我市召开“普九”工作调度会，全省尚未完成“普九”任务的7个市地的分管市长、专员和教委主任，24个县市区的分管县市区长、教委主任共120人参加了会议。
副省长张瑞凤做了重要讲话，省教委副主任单兆众和省政府教育督导室主任马钊分别讲话。
市委书记莫振奎到会致辞，德州市、乐陵和兄弟地市的临朐、微山等7个市县做了典型发言，与会代表参观考察了武城县、禹城市的7个乡镇11所中小学校实现义务教育的情况，庆云、夏津和其他市地县的8位负责同志做了表态发言。
这次会议是进一步部署、落实我省1997年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任务，全面完成我省“普九”规划目标的一次动员大会。
会议充分肯定了我市的“普九”工作，认为，德州市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领导重视，真抓实干，走出了一条经济欠发达地区实现“普九”的路子。
张瑞凤副省长说，大家和德州的条件差不多，为什么人家能实现，我们实现不了呢？我看主要是主观努力不够。
所以这次会议就是要解决大家的认识问题，加强领导，增加投入，积极主动，争取象德州这样，使“普九”工作有突破性的进展。
单兆众和马钊同志在讲话中强调指出，这次调度会之所以在德州召开，主要是考虑到参加会议的7个市地、24个县市区的情况和特点，力求做到有的放矢，针对性强，能解决实际问题。
即把大家放在一个经济基础、教育基础差不多，甚至还不如大家的地方，看一看人家是怎样认识、怎样干的，听一听人家的经验，说一说自己的差距，表一表自己的打算和决心。
这样做的目的，就在于鼓舞大家的信心和斗志，振奋大家的精神，打消“普九”标准高不可攀、消极等待、犹豫观望的心态，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普九”工作中去，完成省委、省政府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省政府、省教委领导对我市“普九”工作的肯定，对我们来说既是鼓励，更是鞭策和促进。
为了确保在1997年完成“普九”任务，不辜负领导的期望和重托，会后市教委党组进行了认真研究，并报领导同意后，重点抓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抓两县攻坚，全面完成“普九”任务。
市教委和庆云、夏津两县进行协调沟通，下决心打好1997年“普九”攻坚战。
市教委加强了派往两县工作组的力量，并与省教育厅、省高校工委派驻两县的工作组加强协调，共同为两县的攻坚战出谋划策，贡献力量。
夏津是省级贫困县。
这个县在1995、1996两年共投入“普九”资金1588万元，不足投资需求的30%。
面对严峻形势，夏津县委县政府重新调整了“普九”领导小组，由书记、县长亲自挂帅，分管副书记、副县长靠上抓。
4月15日，全县召开“普九”攻坚大会，县委书记刘炳义做了动员讲话，强调“普九”是全县的一号工程，党政一把手必须亲自抓。
县委县政府决定，暂缓改建南城街，暂停城内水上公园建设，取消8个新建项目，腾出资金用于“普九”，并足额征收城乡教育费附加，充分运用教育集资政策。
县委县政府和乡镇领导带头捐款，在几天时间内，县直机关就捐了40多万元。
白马湖乡党委组织委员许士军将1000元钱捐给了乡“普九”办，该乡酒厂厂长单自通捐献一万元。
在他们的带动下，全乡一天捐资18万元。
雷集乡马官屯村支部书记李洪和，家中盖新房不到一半，听说“普九”时间紧，马上带领建筑队去修乡办中学。
中学的校舍竣工了，他家的房子却还敞着茬。
当年，夏津共筹集资金4000多万元，解决了“普九”工作的老大难问题。
这年夏季，夏津和鲁北各地一样，遇到了特大干旱，4.5万亩庄稼枯死，抗旱救灾一时成为全县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
为了处理好抗旱与“普九”的关系，夏津县委县政府决定双管齐下，分线作战。
为了争时间、抢工期，他们采取个别调度、分组调度、流动现场会调度等多种形式，解决了一个个问题，使全县“普九”工作一直处于高速运转状态。
刘炳义书记、刘建中县长和分管的副书记、副县长经常出现在学校建设工地。
在最紧张的5、6月份，全县每天有80多支建筑队、4000多名民工同时奋战在“普九’工地。
那种热火朝天的场面，给学校师生以莫大鼓舞，各学校的校长老师带领学生义务劳动，平整操场，绿化美化校园。
到这年的12月份，夏津新建学校30处，新建、扩建校舍12.1万平方米，整修校园115.7万平方米，课桌图书、教学仪器、音体美器材全部配齐。
1997年12月6日，夏津县顺利通过省政府验收组验收，如期完成了“普九”任务。
多年来，只有28万多人口的国家级贫困县庆云对教育有太多的欠账：1988年的农村校改“六配套”，只完成了任务量的38%；1992年城镇校改“五达标”，只完成了51%。
这一次，要将大量的历史欠账，在“普九”中一起补平，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1995至1996年底，庆云县共投入资金1000多万元，仅占任务量的四分之一，在困难面前，庆云县委县政府没有后退，他们于4月3日召开“普九”动员大会，传达全省“普九”调度会议精神，重点解决认识和筹资问题，县长郭宗治带领与会人员到庆云、尚堂等5个乡镇的学校督查，当场进行点评并部署工作。
县委重申：在实现“普九”之前，如果发现哪个行政机关和乡镇政府盖办公楼、购买小轿车，一律追究领导责任。
县委县政府带头，仍坚持在上世纪50年代修建的平房里办公。
各乡镇主动开源节流，压缩办公费用，节约资金用于“普九”。
在“普九”攻坚中，庆云县人民发扬革命老区的光荣传统，尽其所能支援“普九”。
全县广大农民和干部职工、教师3年共集资、捐资3490万元，其中农民人均110元。
东辛店乡民办教师马天美带头捐资1000元，另一位民办教师王金华，将丈夫的700元抚恤金买成图书捐给学校。
原籍常家镇西田村的天津市英伦纺织有限公司经理田克治，捐资23万元，为家乡建了一座325平方米的教学楼。
尚堂镇三个砖瓦厂各捐献30万块砖。
中丁乡中学为垫校园，全乡干部群众每天出动3000多人、1000多辆小推车，义务垫土3.5万方。
许多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坚持吃住在工地。
为了加快“普九”进度，庆云县很注意吸引外部力量捐资办学。
继威海希望小学之后，各地支援庆云建设带“希望”字号的中小学又有19处，共建楼房23栋。
厦门华侨电子有限公司和德州市百货大楼，为庆云县特困村卞家庄投资20万元建设的“厦华希望小学”，于1997年12月初投入使用，在关键时刻为庆云县完成“普九”助力添彩。
市直劳改、邮电、交通、书店、电厂等部门和单位，对口支援达136万元。
尽管这一年庆云因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和历史上罕见的台风，几十万亩农田减产、绝产，但庆云的“普九”没有停顿。
当年，全县共投入3000多万元，胜利完成“普九”任务，成为全省第123个通过“普九”验收的县，也使我市成为全省第14个完成“普九”的地级市。
面对一所所漂亮的校园，一座座新矗立起来的楼房，前去视察工作的单兆众副主任和省政府验收组的专家们激动地说：“最好的房子是学校，在庆云县体现得最明显。
全国级的贫困县，能做到这个程度，太不容易了！”为此，山东教育报在头版发表了《穷县办大教育的凯歌—庆云县“普九”工作纪实》，并配发了评论。
二是，已通过验收的9个县市区，及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巩固提高“普九”成果和水平上来。
各县市继续增加投入，迅速完成了个别学校的基建尾工，充实完善了内部设施、绿化美化了校园，使中小学校面貌更加靓丽。
各县市区加大《义务教育法》的执法力度，完善相关制度，把好入学关、辍学关、留级关，确保学生的入学率、巩固率、毕业率。
各乡镇、村制订了尊师重教的乡规民约，大兴尊师重教之风。
对家庭困难的学生，政府和学校在经济上给予适当照顾。
对无正当理由不送子女上学的家长，由乡镇政府下达“敦促复学通知书”，限期让学生入校学习。
工商、司法、教育等部门通力合作，开展了打击非法雇佣童工大检查，确保辍学学生复学。
同时，全市加强了初中后、高中后继续教育，实行“三教统筹”，扩大乡镇成教中心、县市职业中专规模，实行初三分流和初中职业技术教育，高中毕业生专业技术培训，使学生在升学无望的情况下，能够掌握两门以上专业实用技术，为学生就业成才架起了“立交桥”。
全市开展了创建规范化学校建设活动。
至1997年底，全市普通中小学建成省级规范化学校13所，市级规范化学校92所；省级实验幼儿园、示范幼儿园14所；省级、国家级重点职业中专9所，省级规范化成教中心44所。
三是，以“四制”改革为重点，多措并举，狠抓教师队伍建设。
全市普遍推行校长竞聘上岗制、教师岗位聘任制、岗位目标责任制、结构工资制，改革传统的用人制度和分配制度，搬掉职务终身职的“铁交椅”，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优胜劣汰，优化教师队伍。
同时加强师德教育，要求教师爱岗敬业，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以实际行动报答党和政府的重教之情和人民群众的支教之恩。
通过采取派出去、请进来的办法，先后组团到江苏无锡、泰州等教育改革先进地区考察学习，派教育局长、中小学校长到烟台、威海等地学校挂职，锻炼提高；请省教研室教研员、外地教育专家、教学能手、城区优秀教师，到县市、乡镇为教师上公开课、示范课，传授教学改革经验。
开展学科带头人培养工程，定期组织优质课、教学能手评选活动，提高教师的业务素质和教学水平。
开展评选“十佳校长”、“十佳教师”活动，让一批名校长、名教师脱颖而出。
这一年，全市教育教学质量全面提高，全市高考一本上线人数1553人，共录取本专科学生4506人，取得连续5年来的最好成绩。
武城二中高中应届毕业生武平获全省高考理科状元，为我市教育战线增添了光彩。
大众日报、山东教育报、中国教育报先后报道了我市“四制”改革的做法与经验，称赞我市教育系统通过竞争上岗，减员增效，队伍精干了，活力增加了，改革改到了点子上。
三年“普九”，成果丰硕。
第一，全市建立健全了九年义务教育制度。
小学初中适龄儿童少年的入学率分别达到100%和97.01%，残疾儿童少年入学率达到88.5%，15周岁人口中初等教育完成率达到99.1%，17周岁人口中初级中等教育完成率92.4%，均达到或超过了国家要求，初步实现了教育公平。
第二，调整了学校布局，改善了办学条件。
乡镇中学由1994年的325所调整到230所，减少了29.2%，小学由6040所调整到3802所，减少了37.1%，三年来，全市“普九”总投入7.88亿元。
其中，新征土地1.3万亩，占学校原占地面积的47%,新建校舍111.2万平方米（含新建楼房160栋）；添置6800万元的教学仪器、音体美器材和750万册图书资料，农村中小学物理、化学、生物、自然等实验设备从过去的空白实现了85%以上学校达标；电化教学普遍进入了城镇中小学课堂，不少学校还增添了语音室、微机室，微机总量达1400台。
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办学条件的明显改善，使学生有了较好的学习环境，也为全市开展素质教育、提高办学效益和教学质量，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三，建立了较为规范的教育投入机制。
市县两级财政对教育投入主渠道的体制被确立和完善下来，做到了对教育投入的“三个增长”，学校的公用经费、教师的工资待遇得到了明显改善；农村教育费附加实行了“乡征县管乡用”，城市教育附加征收管理步入正轨，征收额逐年上升；义务教育的筹资政策得到落实，并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关键作用。
第四，师资队伍整体水平明显提高，素质教育取得初步成效。
校长完成了岗位培训，实现了持证上岗。
教师通过脱产学习或函授、自考等学习培训，学历合格率大幅提升，初中达到84%，小学达到96%。
清退了部分小学代课教师和不合格民办教师，并将2658名民办教师转为公办，初中缺编教师得到了补充。
我市先后被评为全省校长培训、师资培训、教师队伍管理先进单位。
各县市通过学习借鉴汨罗、烟台开展素质教育的经验，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全面落实课程方案，广泛开展目标教学，分层次教学等方面的改革，减轻学生课业负担，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促进了学生生动、活泼、全面发展。
回眸“普九”，感慨良多教益永存
上世纪末的“普九”攻坚，至今已过去了整整20年。
20年后的今天，德州的经济规模、财政状况和人均收入，已今非昔比，学校面貌又经过校舍标准化工程、“改薄”等几次大的投入，有了更大的变化。
但回顾在当时艰苦条件下，全市人民勒紧裤带，奋勇拼搏，完成了那样一项艰巨任务，这其中的酸甜苦辣、经验体会，可谓令人感慨。
对每一个人，特别是经历了这项工作的人以及年轻同志，仍然可以从中获得一些体味和教益，虽然是老生常谈，但也不无意义。
首先要强调，在任何时候，凡要做好一件事，尤其是一件大事，必须有领导的重视和支持。
这个重视与支持，除了党委政府的决策和态度外，有关领导机关和具体分管领导的态度与作为，也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做好工作的前提。
我市的“普九”，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地委行署的重视与支持，但是，由于德州经济基础薄弱，资金困难等原因，第一年的目标未达预期。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1996年3月13日市委常委会议确定了“普九”的四条意见，不是3月19日市委书记莫振奎在县市区委书记会议上慷慨陈词，统一大家的思想认识，“普九”高潮是难以出现的，任务是很难完成的，说不定真要拖全省的后腿。
对于市委的决策，市几大班子都给予坚决支持，市政府主要领导下乡检查工作，也不忘到学校工地视察。
市人大齐书芳副主任、市政协李守凤副主席，都多次听取市教委专题汇报，带队到县市、乡镇进行执法检查、督促指导。
副市长金清云是站在“普九”第一线的总指挥。
从1994年分管教育以来，他为教育工作，特别是“普九”工作，付出了大量心血。
在“普九”中，随时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往往是金副市长带领市教委的同志，亲自和县市区党政一把手甚至乡镇的负责同志一起研究，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1995年夏季的一天，金副市长冒雨来到庆云县中丁乡，逐校查看学校建筑工地，并与乡镇领导和学校校长座谈，找不足，提要求。
事后，该乡党委书记冯如胜感慨地说：“市长这样抓‘普九’，我们不干不行，小干也不行，只有甩开膀子大干才行！”各县市区委书记、县市区长在关系国家富强、民族兴旺，关系科教兴德战略的大问题上，一旦统一认识，便果断作为，使“不犹豫，不后退，克服一切困难，坚决完成任务”的市委决策，变成了各级党委政府的实际行动。
乐陵市委书记李胜玉带领一班人，雷厉风行，主动作为，硬是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各项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成为全市“普九”的“领头羊”。
当时陵县的经济也很困难，但是，县委书记魏学平、县长袁秀河，认识一致，措施有力，1995年全县投入3380万元，使8个乡镇通过了市级验收，占乡镇总数的57%。
各县市区分管教育的副书记、副县长，都唯恐自己的工作落后或质量出现问题，把大部分精力用在了“普九”上，即使自己身体有病或家有病人，也顾不上休息和照料。
武城县副县长王德奎，在“普九”的关键时刻患了胆囊炎。
为了不影响工作，他晚上输液，白天仍忍痛坚持下乡。
身体刚好些，年逾七旬的老父亲又突然病危，但他只安排家人守护，自己仍坚守在“普九”第一线。
齐河县副县长李相英，一天傍晚在一处乡镇中学检查时，发现教室里有杨木檩条，她生气地对在场的乡镇干部说“你们告诉你的书记，要是明天不换下来，我就砸他的锅去！”可见当时的“普九”现场如同战场，指挥员着起急来，到了说硬话粗话的地步。
以上这些事例说明，领导的态度与作为，是无声的命令，其影响力可用乘法计算。
因此，凡是一项工作，只要有领导的重视和支持，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也没有攻不下的难关。
其次，在任何时候，职能部门都要尽职尽责，主动作为，这是做好工作的关键所在。
“普九”是政府行为，市教委作为市政府的职能部门，必须有强烈的责任心、使命感，尽力而为，不辱使命。
既要当好党委政府的参谋助手，又要站在第一线当好指挥员、战斗员；既要充分调动本部门本系统干部教师的积极性，又要协调好有关部门和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既要全面掌握“普九”的进度，了解存在的问题、出现的典型，又要及时汇总情况，向领导提供参考依据，并提出建议；既要抓“普九”这项重中之重，又要兼顾其他，抓好教育教学中的各项工作。
市教委从各科室抽调业务骨干组成的“普九”办公室，兼顾市“普九”办和市教委“普九”办的两个职能，既是信息中心，又是指挥中心。
根据工作需要，“普九”办的同志如李春厚、肖勇、陈吉广、鲁书华、牛志敏等，几乎天天和领导活跃在第一线，也基本上天天晚上加班加点。
派驻各县市工作组的同志，不仅督促指导“普九”的进度和质量，而且还要为基层的同志做业务辅导，解惑释疑。
督导室坚持以过程性督导为主，努力促使各县市区按照程序和标准开展工作。
计财科和普教科，在“普九”之初，与各县市沟通对接，很快摸清底数，做出了“普九”的初步规划。
计财科科长、副县级督学孙金明和副科长高洪胜，跑济南，进北京，连续三年共争取国家和省专项补助2588.5万元，使我市成为全省得到补助资金最多的单位。
全市勤工俭学、校办产业纯收入三年达到1234万元，解决了学校购置设备、办公等方面的一些困难。
其三，在任何时候，都不要丢掉舆论宣传这个武器，不要忘记依靠群众这个根本。
“普九”虽然是政府行为，但离开广大群众的支持是难以实现的。
为此，各级党委政府、教育部门，大抓舆论宣传，在社会上营造浓厚的“普九”氛围，动员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其中。
人心齐，泰山移。
广大群众不仅参与了集资，而且有很多单位、很多人主动捐资，这几部分钱加起来超过了政府的基建投入，大大缓解了政府的压力。
时至今日，做好舆论宣传、思想发动，仍是我们工作中永不过时的法宝，也是我党政治工作的优势；而广大人民群众，则永远是我们的坚强后盾。
只要群众明白了道理，有了积极性，就能克服困难，创造奇迹，出现像支援人民战争那样轰轰烈烈、生动感人的局面，也才会取得“普九”的最后胜利。
其四，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严格按照党的政策办事这条原则。
在“普九”中，最难掌握的是向农民群众集资问题。
虽然《教育法》第59条规定，“经县级人民政府批准，按照自愿、量力的原则，可以开展义务教育集资活动”，但老百姓对此有个认识过程。
为了工作的顺利进行，我们通过宣传，让大家明白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自己应尽的责任义务，做到主动参与，集得明白，集得痛快。
在集资数额上，按照市委3月13日意见中“不做具体规定”的要求，在执行过程中，各县市都体谅群众的困难，本着“够用即可”的原则，量力而行，不集“过头款”，并把原先已集起来的钱，尽量用在教育上。
正因如此，在三年的集资活动中，各地没出现过一起上访的情况。
如果当初只是机械部署、硬性规定，那就很可能事与愿违。
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有些乡镇也出现过搭车现象，但很快被县市党委政府予以制止，未造成大的负面影响。
其五，在任何时候，推行工作都要运用典型引路这一方法。
“普九”是建国以来我市教育发展史上一次规模最大的投入与建设，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如何走出一条在短时间内突击实现“普九”的路子？我们认为，除了学习借鉴外地经验外，根本的办法，是自己大胆地干，大胆地闯，并树立自己的典型，引领“普九”工作迅速健康的发展。
在选择和树立典型的过程中，我们把目光放在了条件一般甚至较差的单位， 这样的典型更具有普遍性和说服力。
乐陵就是因为经济基础、教育基础比较薄弱，而“普九”工作走在了全市前列，才被树为典型的。
在乐陵召开的两次现场会，对各县市区触动很大，有的说，乐陵能做到的，为什么我们做不到？乐陵干得好，我们要比他干得更好！一时间，全市形成了比学赶超的局面。
特别是德城区、禹城市，凭借财力、物力等方面的优势，基建和设施配套水平一直在全市领先。
同样，六次调度会所选择的典型，在当时条件下，都具有“短平快”的特点，有做法，有经验，对引领和促进当时的工作很有作用。
典型的选择和树立，应该注重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入手，为各方面、各层次的人员树立榜样。
当时，因为资金短缺，一些县乡重进度、轻质量的现象比较普遍，这就很需要有工作认真、严把质量关的典型。
宁津县副县长李忠泉办事认真，不徇私情。
为检查建筑质量，他曾爬到梯子上，亲自查看中学教室圈梁用的钢筋是否合格，也曾踹倒过不合格的砌墙。
我们把情况反映给市领导，并在会议上多次强调，百年大计，质量第一，要像李忠泉同志那样对工作高度负责。
因此，在整个“普九”工作中，各县市区分管的副书记、副县长都表现出了很强的责任感、事业心，他们如同中流砥柱，发挥了重要作用。
乐陵市教委主任张振云，头脑敏锐，审时度势，她看准“普九”不仅是一场硬仗，而且是一场应该早打的主动仗。
她和班子成员向市领导建言献策，积极协助分管市长王建民等把工作干得主动出色。
我们在教委主任会上几次表扬了振云同志，促进了各县市区教委主任更加积极努力，尽职尽责。
典型的选择和树立，还要注重能推动工作向深层次发展，揭示工作价值和意义所在的活动及人和事。
由于庆云和夏津都是贫困县，“特困生”问题很突出，失学、辍学者比其他县更为严重。
从1995年开始，这两个县就分别开展了“托起明天的太阳”救助活动和“春蕾接力”救助工程，使2000多名失学儿童得以重返校园。
庆云县县委书记王树理、庆云镇党委书记刘洪河、南周村党支部书记周主庆，对因故突然成为孤儿的周中博三兄妹连续进行资助。
全国优秀教师吴秀云，响应县委号召，一人资助了4名特困生。
他们的行动，带动全县1000多名党员干部、教职工参加了这一活动，使全县1142名失学儿童得到有效资助。
他们的事迹在人民日报报道后，北京市门头沟区职工学校校长张玉柱，化名“焦锋”，每月给周中博三兄妹寄来100元钱，并使资助活动不断升级：如为孩子们买学习用品、买衣服、买床单被罩等，还建起了家庭书架。
后来，庆云县委派人辗转找到了这位有着焦裕禄和雷锋高尚境界的共产党员。
通过宣传报道，“焦锋”事迹不仅在京德两地传为佳话，也把庆云县的“托太阳”活动推向了新的高潮。
夏津县张红英等7名受助小学生，对素不相识无私救助她们的叔叔阿姨无限感激，为回报社会，她们于1997年7月向全市中小学生发出了比学习、比劳动、比俭朴的“三比”活动倡议，得到了全市广大中小学生的积极响应。
这一年，张红英同学还被评为“全国十佳春蕾女童”。
这些活动的开展和典型的树立，不仅促使社会各界加深了对“普九”的深刻理解和对困难学生的
（说明：本文在组写过程中，市教委原副主任温启颖、杨少华，原“普九”办主任李春厚、原副县级督学鞠恒文、孙金明，原市教委办公室副主任李向阳及尹品华、原计财科副科长高洪胜、原“普九”办副主任肖勇及陈吉广、牛志敏等，都对本文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或修改意见；肖勇和市教育局成职教科科长季振国、教研室杨开学、办公室王卞飞等，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临邑县原教育局局长潘国英、齐河县原教委主任李孝平等，为核实有关事例，又做了很多工作。
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
（
1997年春，省教委副主任单兆众在庆云县东辛店中学视察
“普九”验收后的武城县实验中学
“普九”验收后的武城县武城镇中学
1996年夏，禹城市学校建设工地现场
市委副书记徐会三在学校检查工作
市直部门负责同志为“普九”捐款
武城县李家户乡六处学区小学全部建起了教学楼，这是文禄小学一角
夏津县教委领导为“普九”捐款
禹城市梁家镇邢寨小学“普九”前旧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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