オアシス（Oasis）是一个源自阿拉伯语的外来词，意为“绿洲”。
其发音大致可以拆分为两个音节：“O-a-sis”，其中“O”发音类似于英语中的“OH”，“a”发音类似于“AH”，而“sis”则类似于“SEES”。
在阿拉伯语中，“绿洲”一词原指沙漠中的肥沃地带，那里有水源和植被，是沙漠旅人渴望的休息和补给之地。
因此，Oasis这个单词本身就带有着生命、希望与庇护的意象。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词汇的意义逐渐扩展，不仅指代地理上的绿洲，也用来形容任何提供慰藉、舒缓和恢复活力的地方或时刻。
在文化和艺术的语境中，Oasis经常被用来象征一个远离喧嚣、充满宁静与和谐的理想境地。
例如，在音乐领域，Oasis乐队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深情的歌词，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音乐绿洲。
他们的音乐作品不仅提供了听觉上的享受，更在情感和精神层面上给予了人们慰藉和支持。
此外，Oasis还可以被理解为一种隐喻，指代那些在困难或挑战面前，能够为人们提供庇护、支持和力量的地方或人。
这些绿洲可能是物理上的，如一个安静的图书馆或一座美丽的花园；也可能是抽象的，如一段亲密的友谊或一个富有智慧的导师。
在这些绿洲中，人们可以暂时忘却外界的纷扰，恢复精力，重新面对生活的挑战。
地理，是历史的舞台，是上演历史剧目的场地。
不管是悲剧，还是喜剧，终归没有不散场的演出。
谈到窦宪北征的战果，不能不再简单交待两句匈奴人最后的结局，看看他们是怎样离开中国北方这个大剧场的。
在中国的汉文史籍中，我们可以看到，匈奴人习惯称呼他们的最高领导人为“单于”，但这“单于”是表示“广大之貌”的意思，实际上只是一个形容词。
这些游牧民膜拜“英明领袖”的正式称谓，其实是叫“撑犁孤涂单于”：“撑犁”是“天”，“孤涂”是“子”，加上倒置在后面的形容词“单于”，就是“大天子”（《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
控制蒙古高原三百多年的匈奴“撑犁孤涂单于”，属下族人众多。
在汉和帝永元五年之后，那一部分先后隶属于南单于的匈奴人，后来和中原农耕民族的融合越来越深，以至于西晋惠帝永兴元年在今山西境内的离石建立起一个独立的政权。
这个政权的创立者刘渊，自幼饱读《诗》、《书》，不仅有一个和汉朝皇帝一模一样的姓氏（因汉高祖刘邦曾以宗室女为公主嫁与匈奴单于冒顿，且与冒顿约为兄弟，史称“其子孙遂冒姓刘氏”），而且还有一个大模大样的国号——汉。
东汉灭亡之后，在形式上，绍续其祚的曾有刘备据蜀所立汉国，现在刘渊建立的匈奴之“汉”，竟宣称要重振刘氏祖业，继承汉家自蜀汉灭亡之后“宗庙之不血食四十年”的绝世，而西晋最终真的被这个汉国所击灭，迫使司马氏皇室南迁江左（《晋书》卷一〇一《刘元海载记》，卷一〇二《刘聪载记》）。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刘渊的匈奴族“血统”，实际并不太正宗，因为他本出自“匈奴别种”（《魏书》卷一《序纪》）。
然而过去在文化和社会生活观念上积极认同并融入匈奴，现在又转而认同于汉。
除了这个“汉国”（这个“汉国”后定都长安复改国号曰“赵”，史称“前赵”）之外，五胡十六国中还有一个建立在鄂尔多斯高原上的“夏国”，则是继此“汉国”及其后身“前赵”之后，由南匈奴人后裔建立的另一个政权，其创立者名月“贺连勃勃”。
其国号的得名缘由，乃“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故“国称大夏”（《晋书》卷一三〇《贺连勃勃载记》）。
虽然这位“贺连勃勃”的名字不像“刘渊”那么象样，但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里早就讲过匈奴的先人是“夏后氏之苗裔”的话，绝不是这位贺连勃勃才开始“自以”为汉人。
这个“大夏”已经上溯至三代之首，溯及中华上古神圣的帝君大禹，未称“汉国”而更胜于“汉国”，实际上更加强烈地体现出对中原华夏文化的认同。
可以说，“汉”、“夏”这两个匈奴族裔政权的国号，很形象地体现了汉匈关系发展的结局。
前面提到的右谷蠡王于除鞬，在永元四年正月“自立为单于”后，之所以会率其部众“止蒲类海，遣使款塞”，是因为在蒲类海附近，还剩有一支匈奴的势力，而这支匈奴人的首领是呼衍王。
此前，在汉明帝永平十六年窦固北征匈奴时，曾“至天山，击呼衍王，斩首千余级。
呼衍王走，追至蒲类海”（《后汉书》卷二三《窦固传》）。
联系后来发生的史事，这显示出至迟在此之后，这位呼衍王就一直蒲类海亦即今巴里坤湖附近活动。
呼衍王的势力，可以给于除鞬自立为单于的行为提供一定的支持和保障。
东汉时匈奴除单于之族虚连题氏（西汉时称作“挛鞮氏”）外，另有呼衍氏、须卜氏、丘林氏和兰氏四大名族贵种，世官世位，代代相传。
由其社会地位的兴起过程来看，乃是先有呼衍氏和兰氏，后来才增入须卜氏；至于丘林氏，大概是进入东汉时期以后才进入这个核心贵族的圈层。
呼衍氏始终居于这个最高等级姓氏集团的首位，“常与单于婚姻”，而在匈奴的政治生活中乃以“呼衍氏为左，兰氏、须卜氏为右，主断狱听讼，当决轻重，口白单于”（《史记》卷一〇〇《匈奴列传》。
《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
《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可见其社会地位高高在上，自然也会有相应的权威和影响。
正因为这位呼衍王具有较高的地位和权威，所以当于除鞬于永元五年九月“自畔（叛）还北”的时候，并未追随其去往漠北龙庭，而是原地居留，仍旧控制着自己的地界。
后来在东汉安帝永初元年，西域诸国对朝廷反叛，邻近这里的北匈奴“即复收属诸国，共为边寇十余岁”；同时，又“遣责诸国，备其逋租，高其价值，严以期会”，即以统治者身份对西域各国发号施令。
元初六年，北匈奴又与天山北麓的车师后部连手，攻陷驻守哈密西侧伊吾的汉军，并赶走今吐鲁番盆地的车师前部（《后汉书》卷四七《班勇传》，卷八八《西域传》）。
那么，这些北匈奴人是由什么人统领的呢？是只有前面提到的呼衍王么？情况并不这样简单。
其后，在延光年间，史载确是由呼衍王带领人马“常展转蒲类、秦海之间，专制西域，共为寇钞”。
秦海乃今博斯腾湖，可知汉安帝时这支北匈奴人的活动范围，已经跨越天山南北，控制西出葱岭的所谓“北道”，并对河西敦煌等边郡造成一定威胁，呼衍王的势力不可小觑，俨然一方霸主。
但稍后至顺帝永建元年冬，我们可以看到，在呼衍王的上面，其实还有“北单于”统管，呼衍王并不是这些北匈奴人的最高首领：
其冬，（班）勇发诸国兵击匈奴呼衍王，呼衍王亡走，其众二万余人皆降。
捕得单于从兄，勇使加特奴手斩之，以结车师、匈奴之隙。
北单于自将万余骑入（车师）后部，至金且谷，勇使假司马曹俊驰救之。
单于引去，俊追斩其贵人骨都侯。
于是，呼衍王遂徙居枯梧河上。
是后车师无复虏迹城。
（《后汉书》卷四七《班勇传》）
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永元三年二月金微山战败之后一直“不知所在”的北匈奴单于。
这一情况说明，在永元四年正月原右谷蠡王于除鞬“自立为单于”的时候，原来的北匈奴单于仍在逃亡之中，尚未与呼衍王汇合。
盖金微山败后，北单于实乃“遁走乌孙”，躲藏起来（《后汉书》卷四五《袁安传》）。
逮永元五年九月于除鞬被汉将任尚杀掉之后，这位北匈奴单于才来到蒲类海边，与呼衍王见面。
在这之后，他便指使呼衍王加强对西域各国的进攻和控制，索取租贡，希图在西域获得新的发展。
不过，班勇的奋力抵抗，阻止了北匈奴单于的图谋。
对呼衍王等徙居的“枯梧河”，后来注释《后汉书》的人没有做过清楚的解释。
清后期学者吴熙载，乃“疑今科布多之乌陇布河”（清吴熙载《资治通鉴地理今释》卷三）。
这里“乌陇布”应是“乌陇古”的形讹，今写作“乌伦古”。
是北疆塔里木盆地北缘、阿尔泰山西南麓由东向西流入巴戛湖的一条较大的河流。
揆诸当时的地理形势，吴熙载的推测应当比较合理。
盖北匈奴单于在金微山战败之后，应即翻越阿尔泰山，来到这里落脚，再由此西去乌孙。
经过一段时间的修整并召集旧部之后，才东来蒲类海地区与呼衍王取得联系。
现在，作战失利，形势困顿，只好带着呼衍王一起重又躲回阿尔泰山脚下。
徙居枯梧河畔的不会只是呼衍王自己的人马，一定是他随同北匈奴单于一道行动。
从和帝永元三年汉军驱除北匈奴单于于阿尔泰山以西，到顺帝永建元年再将其赶到这座山的脚下，北匈奴单于和呼衍王统领的这支北匈奴残余势力，又前后活跃了三十五年时间，给西域造成很大威胁；至其重又“遂徙居枯梧河上”之后，才不再对东汉控制的西域地区造成严重影响。
即使如此，东汉在西域地区与北匈奴余部还是时有冲突。
如史载“阳嘉三年夏，车师后部司马率加特奴等千五百人，掩击北匈奴于阊吾陆谷，坏其庐落，斩数百级，获单于母、季母及妇女数百人，牛羊十余万头，车千余两，兵器什物甚众。
四年春，北匈奴呼衍王率兵侵（车师）后部，帝以车师六国接近北虏，为西域蔽扞，乃令敦煌太守发诸国兵，及玉门关候、伊吾司马，合六千三百骑，救之，掩击北虏于勒山，汉军不利。
秋，呼衍王复将二千人攻（车师）后部，破之。
桓帝元嘉元年，呼衍王将三千余骑寇伊吾，伊吾司马毛恺遣吏兵五百人于蒲类海东与呼衍王战，悉为所没，呼衍王遂攻伊吾屯城。
夏，遣敦煌太守司马达将敦煌、酒泉、张掖属国吏士四千余人救之，出塞至蒲类海，呼衍王闻而引去，汉军无功而还”（《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
那么，北单于属下这些北匈奴人后来的下落呢？二百多年以来，世界上颇有一批学者，以为公元四世纪前后出现在咸海和里海外围草原、随后又越过顿河、德涅伯河侵入欧洲腹地的所谓“匈人”（Huns，或书作“匈族”），甚至今天的匈牙利人，就是古匈奴人的后裔。
由上述情况来看，也就是在东汉后期以后从阿尔泰山西麓再逐次向西移去的北匈奴人余部。
在这些学者中，既有西洋人（是由来华泰西耶稣会士首发其议），也有东洋人，当然也不乏土产的国人。
从历史文献的记载，到考古材料的对比，好像证据越讲就越充分。
不过，还另有一些学人，并不赞同这种说法。
专家者流聚讼纷纭，外行人很难看明白个道道儿。
不过那一门学问就是如此，说不清的才正是研究者努着劲儿要说个不停的事儿。
匈人的领域与移动路径示意图（据山田信夫《草原とオアシス》改绘）
这模模糊糊的背影，就是匈奴“撑犁孤涂单于”在离场前留给我们的影像。
此外，还有一部分北匈奴人，在避开汉朝北征军扫荡的锋芒之后，重又回到漠北鄂尔浑河两旁的匈奴腹地，实际上一动没动，这一点倒是一清二楚，毫无疑义的。
盖当永元元年北匈奴单于逃走之际，“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
有这么一大批人员可供役使，也是南匈奴想要重据北匈奴故地的一项重要原因。
不过东面的鲜卑随之很快占据并统治这一地区，这些遗留下来的匈奴人便“皆自号鲜卑”（《后汉书》卷九〇《乌桓传》），摇身一变，成了另一个种族。
这也是鲜卑快速崛起于蒙古草原的重要因素之一（据《三国志》卷三〇《魏书·鲜卑传》裴松之注引王沈《魏书》记载，这批北匈奴人在降附鲜卑之后，又“诣辽东杂处，皆自号鲜卑兵”）。
然而，正是由于鲜卑的崛起，给中原王朝造成了更大灾祸。
溯本求源，也可以说正是窦宪为邀功赎罪去征讨匈奴而惹出来的祸。
历史地理学的宗旨，是研究历史时期的地理问题，也可以说是研究时间流动过程中的人地关系。
假如可以用古代“天”这一概念来表述地理环境的话，那么，藉用太史公的话来说，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我们这一行的老前辈黄盛璋先生就这样概括过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宗旨（黄盛璋《论历史地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刊《地理集刊》第7辑，1964年）。
不过，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又谈何容易，站在不同的立场上来观察，往往会有不同的切入角度，得出不同的认识。
回顾窦宪北征匈奴这一战役的地理进程，看破驱动这一地理进程的内在原因，难免让人心生感慨。
可是我很愚笨，又不知怎样述说是好。
唐末人戴司颜曾在一首题作《塞上》的诗中写道：“空迹昼苍茫，沙腥古战场。
”（后蜀韦縠《才调集》卷九），不得已，只好套用过去科举时代考官无可奈何之中用过的胡涂办法，“截搭”戴司颜的诗句，来做这一系列的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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