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重开模拟器贪婪天赋属性作用一览（沈建中：学路烟云散记）

人生重开模拟器贪婪天赋属性作用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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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重开模拟器贪婪天赋属性作用一览

贪婪天赋作用分享

贪婪：-5智，+10家境

百岁百世丸：累计重开100次，到100岁触发

贪婪只有降智，不加家境，你仔细看看那个+10只是文本，不在effect里。

所以叫贪婪，没减家境只降智商不错了，

沈建中：学路烟云散记

小引

还是一个早春的日子，读到戴燕教授《陟彼景山：十一位中外学者访谈录》，随即又读了葛兆光教授《余音：学术史随笔选1992-2015》，很多文章都是重读，却有一种“群像”似的感动，不禁联想手头正在整理编辑廿年之前所作“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家肖像”摄影专题，限于我个人能力而把拍摄人物最初限定在1920年前出生的老辈。

虽说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可《陟彼景山》访谈的极大部分老先生毕竟是一代人文学者，对我来说，千载难逢的机遇可遇不可求，如今只得为当年放弃谋求拍摄而后悔莫及。

假设我能有一个安定的拍摄环境，那么我敢说，现在本书收录的可能就不止三百位前辈了，然而事实上是没有假设的。

《余音》纪念前贤的年代跨度较大，由晚清民国杨文会、沈曾植写到当代章培恒和朱维铮，16位前贤中的周一良、庞朴先生，我曾有缘为他们摄影；书中有句“马学良在精心地撰写他的《撒尼倮语语法》”，马先生曾手录彝文《祭祖经》赐下，我视为珍宝。

字里行间还提及冰心、吕叔湘、费孝通、何兹全、任继愈诸位前辈；《陟彼景山》也谈及张政烺等先生，我皆为摄影。

由此，这两部书在我读来更为亲切，好像多少有些敦促我把自己这项摄影专题早日整理出来。

缓慢的劳作过程，颇有“往日崎岖还记否”之感，触发回想昔年访师问学种种以及立志为文坛学界前辈摄影之起因。

我生于“三年自然灾害”，长在“十年动乱”，偏偏在十七八岁赶上“新时期”，——我的求知时代，也是多数青年人喜欢写诗的年头，书刊供不应求，图书馆、新华书店、报刊门市部都为流连忘返之地，阅读就像如饥似渴的样子；从学画及至欣赏文学、戏剧、电影、音乐，乃至读哲学阅史书，五花八门样样接触，热潮、思潮、流派应接不暇，浅尝辄止地溜达一大圈。

好像突然间的事，摄影一下子闯进了我的生活。

当时凡文学艺术各门类一派热闹景象，适逢“五讲四美”的岁月，为学艺到处寻师访友，是学习学习再学习的一条重要途径。

现在回味，这种随意的、无功利的教与学环境，颇感热情且美妙。

那些年，稍不留神就会听说某某名师、某某名家、某某高手，或是邻居或住哪个弄堂，随之造访；如在或师或友家里高谈阔论至夜半，亦不为怪。

而今却少见这样佳境，也难觅如此良机。

吕叔湘（1904年-1998年），语言学家

求教琐记之一

1977年深秋，熟人吴越君见我爱好摄影，带我去拜访她住的安福路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斜对面弄内的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影总技师吴蔚云先生（1907年-2003年），恳请他指导我学习摄影。

初次拜见，老人家温文尔雅，笑容敦厚，秀琅架黑边眼镜里透出慈祥目光；师母糯糯细语招呼我吃茶、剥糖果，我端坐又自在，也跟着吴越君以及弄内众人那样喊起“阿公”“阿婆”。

去了几次，请益起来毫无拘谨，后来几乎每周都带着习作去讨教。

“阿公”家是长方大间，进门靠左临窗是八仙桌，用来吃饭和待客。

右侧老式橱上方挂着越南政府颁发的锦旗，有次问起，他说，1959年就去越南帮助拍摄该国首部故事片《同一条江》；1969年胡志明主席向我国求援拍摄抗美侵略纪录片，周总理派遣我们前往，战火纷飞，几乎都穿行在丛林中摄影，要么隐蔽在小木船上拍摄沿河两岸。

回国前胡主席设宴招待，亲手把奖章挂在我胸前，并授我锦旗。

听他说得轻巧，可我心中一下子有了肩扛摄影机的英勇形象，惊讶道：“阿公”也从事战地摄影呵。

他却说最佩服朱今明当年冒着炮火在长江岸边拍摄渡江战役纪录片，又回忆起自己与罗静予合作《抗战特辑》第一、二集和《电影新闻》第41、42号，拍摄沿途遭到日机轰炸，真是九死一生。

我得知第一部直接描写抗战的故事片《保卫我们的土地》（1938年）出自他执机的镜头之下。

听他谈起1940年摄制《白云故乡》，有次趴在半山坡墓穴里实拍敌机残忍轰炸扫射镜头；还说拍摄日寇投降仪式新闻纪录片的情形，他提早到达现场，准备重点拍摄敌我双方将领的特写，突出新闻性。

冈村走进来，当看到架着摄影机，立刻用手扶额、挡住脸，可他早已抢拍下来。

冈村走到桌前向坐着的何应钦鞠躬，何却站起来欠一下身。

他很吃惊又气愤：怎么日寇投降，你还能这样呢？

作为我国第一代电影摄影师，亲历从无声片到有声片、从黑白片到彩色片、从小银幕到宽银幕的发展历程，既是电影摄影艺术家，又是电影机械专家。

他告诉我，“文革”剥夺他拍电影的机会，被关在“牛棚”一年零四个月，等形势稍有放松，就去“淮国旧”淘了一架蔡司折叠相机，“靠边站”之余勤于练习，保持拍摄感觉。

他常拿相机演示给我看，发觉我执机姿势有误，教我将取景框紧贴眉骨，左臂呈三角形抵胸的要领。

每次传授时，喜欢在我带去的练习簿上画光位、光影和构图，一幅幅都像钢笔速写。

我说正在学素描，他显得高兴，连连说这是摄影基础，也谈起自己在美丰石印局学徒时，潜心苦学绘制香烟牌上古装人物画，练就扎实的美术功底。

好多次晚上走在安福路或在华山路上等公交车回家，看着梧桐树叶在路灯映射下光影斑驳的路面，想到他早年刻苦学习、勤奋钻研的足迹，每前进一步克服艰难险阻的精神，让我受益终身。

有次巧遇来探望他的郑先生，相谈甚欢。

等客人走后，对我说：这位郑先生是我二十年代初学时的老师郑崇兰先生的公子；我在“天一”公司当学徒，外国师傅只给干杂活，便白天观察拍摄手法，趁深夜凌晨摄影机不用时，拿着废弃片头苦练技术，那时郑崇兰先生私下指导我学习，从此我就尊称其为老师。

那些年，中外老片都以“内部观摩”名目放映，“阿公”常把票给我，有时着我陪他去看。

有回看完英国影片《简·爱》走出放映厅，他兴奋地对我说，摄影师水平高！色彩调子呈现和谐美感，每个镜头好像一幅幅精致油画，创造出使人着迷、令人难忘的场景；而现在有些影片过于鲜艳。

我感到他对英美电影摄影用光、取景角度和画面结构很有研究，他说，年轻时常到大光明影院看文艺片，大多是美国片，出色的要看上三四遍。

当时要把主角拍得漂亮，讲究修饰光，就强记在脑子里，再在拍片时摸索。

我也看他从前拍摄的影片，看后去请教，他总是笑眯眯的说说过程、讲讲趣事。

大约与《桃李劫》（1934年）有缘，我两次得票“内部观摩”，他说，此前拍摄近三十部影片，已逐步刻意在表现手法上趋向现实主义创作，可毕竟尚属作坊摄制模式。

当应邀拍摄“电通”首部影片《桃李劫》时，在艺术形式上大胆探索，拍了半年多，而补拍时更用功，又耗时三个月。

1935年在“艺华”公司拍摄《逃亡》，他提议改变棚内拟景而到塞北实景拍摄，将角色置于自然场景中营造故事情节及角色内心的风云变幻。

可他说的这部得意之作，我至今都没看过，可为恨事。

一般在休息日去“阿公”家，吃过午饭出发，要换三趟车到华山路武康路站下，拐进安福路，有时先上吴越君家报到，这样起码将近两个小时。

此时“阿公”恰好午休起来，而一坐又要两个小时，已是晚饭时分，“阿婆”都留我吃饭：“路嘎远，来一趟弗容易，吃夜饭时还可讲闲话。

”有回，“阿公”聊到曾于吴淞看外景时在老街合兴馆午餐，对菜肴价廉物美赞不绝口。

这么大老远，两位老人难以再往品尝，我即起意，到下个周日早上，拎着装有铝锅饭盒的塑料旅行袋，乘车赶到这家饭馆，经与服务员商量十点半让我提前点菜，红烧鮰鱼是招牌菜么，响油鳝糊、草头圈子、蒸扣三丝都是梆梆响的名菜，等菜上齐装妥，旋即赶去。

这餐夜饭，二老惊喜之余，坚持要与我算账；我也自负干了一件讨好活儿。

那晚，“阿公”兴致勃勃地回忆早年跑龙套，还正儿八经地在影片《义妖白蛇传》（1926年）中饰鹤童、《仕林祭塔》（1927年）中饰许仕林，讲了表演门道儿，我听得很是高兴。

请益既久，我觉得“阿公”性格极好，谦和稳健，虚怀若谷，遇到尴尬人事总是笑笑而过。

有回偶然笑谈旧事，从前“天一”公司使用的收音机是请他仿造的，老板言明付一千元，可拖拉没付。

后来“艺华”老板急于邀他加入，拍胸说“这一千元我来付”；一直到他离开“艺华”还迟迟不付，无奈一笑了之。

有时，我会想到他的豁达，在他的电影生涯里辗转太多的摄制组，尤为自律，总是把成绩归功于大家。

初去请教时，他刚“归队”，1978年春末，他在五号棚复出拍摄歌剧片《江姐》，十分动情，对我说掌机时，常想起两位老友应云卫、罗静予在“文革”中惨死，很珍惜重新站在摄影机旁。

这年初冬一个北风呼啸的下午，他带我去厂里看这部新片试映，放映室内编导演员荟萃一堂，他带着我坐最后排，放映前导演黄祖模硬拉他到前排入座，并带领鼓掌表示敬意。

那正是我年少易兴奋期，一周后去见“阿公”时，仍沉浸激动之中。

他一如往常和风细雨般地说，拍电影要注意合作，不能骄傲；又强调说，为人处世不能骄傲，摄影创作更不该骄傲。

前句我很能接受，后句有点困惑，因另有说法：做人不可骄傲，而艺术创作要张扬、有霸气。

至今记得，就是那次他用极为欣赏的口气，谈及日本小津安二郎那种平和的拍摄手法，其镜头感处处显现谦逊格调。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小津的大名，约过二三年后我才观看到其作，确实不同凡响。

再过若干年我方有点觉悟出“阿公”此语的意味，是深长的。

顾廷龙先生致冀淑英介绍信

我在福州路当时的新华书店二楼“内部购书”处，买到《故事片的摄影创作》（吴蔚云、钱江等著，中国电影出版社1959年）；又在南京西路江宁路拐角那爿书店购得《电影摄影》（吴蔚云等著，中国电影出版社1958年），我都兴冲冲地拿去给他看，他说是年轻人帮助记录整理的，先是登在《电影技术》杂志上。

读了他娓娓道来的论文无不散发其平实的口吻。

他还借我《世界电影动态》，嘱我看看，并把从前拍摄影片所运用艺术技巧、表现手法的实例，详细分析讲解给我听。

随着对他的艺术观与作品的了解，感悟其善于细节性造型，布光考究，取景规整，镜头深沉舒展有节奏感的写实风格。

起初我拿着习作去请教，他常常指出我生硬造作的毛病。

如今想来，我在人物摄影造型表现方法上，尤其用光、影调、构图的技法，确实师从此出。

他重返影坛拍片，仍不忘扶持推重年轻摄影师，几次提出不在片头挂“摄影顾问”。

当时，他年逾古稀，在现场精力充沛，我去参观发现他有一种休息的特殊本领。

每段镜头开拍前与大伙商定光位、机位和镜头运动，开机时就瞌睡，摄影机一停下，他又精神抖擞作布置。

那回拍摄《于无声处》（1979年），他老先生打盹，我跟着摄影师看拍摄，突然有人厉声问我哪里来的，正当窘极，他立刻睁开眼睛、吴侬软语：“伊是我学生子。

”我暗自得意，“阿公”可是“我国电影摄影三大家（吴印咸、吴蔚云、黄绍芬）”之一呵。

不久，南京西路上海照相馆橱窗里陈列“阿公”大特写肖像，我路过附近就去欣赏。

到了暑热时节，我和几位同学在新华影院看完电影穿了马路，走过橱窗前没敢介绍。

时已七八点钟，一起到王家沙饮食店吃冷面、绿豆刨冰，喝冰镇啤酒。

食毕壮胆，请同学们返回欣赏“阿公”大特写，不顾羞愧道：这是我的老师。

事后想想，仅仅“请教”而已，哪有资格当“学生”呢。

1982年，“阿公”应邀指导影片《月到中秋》摄影，我请假一周跑到南京，往返都乘夜车，这样整整七天都到片场观看，他忙里偷闲按分镜头本给我讲解。

每天拍摄持续到晚上，严恭导演请他先回，他不愿提前收工。

很晚用餐时，食堂饭菜都凉了，他不愿给摄制组添麻烦，可私下跟我说，一吃冷食胃就受不了，难以入睡；这是在东北电影厂时落下病根。

我想了想提议，等我回上海就去看望“阿婆”，她肯定冷清，如她想来南京玩，再买个电热杯，晚上下热乎乎的面条给你吃。

他当即说好主意。

我回到上海照办，买好火车票并送她到北站上火车，又打长途电话，请托摄制组派车接站。

1983年秋间，他赴京住在八一厂招待所。

碰巧我也去，抵京在工程兵大院住下就打电话，他安排满满的。

可第三天晚上，“阿公”来电说后天返沪，让我明晚到他那里聚餐，都是他的老熟人。

我按时赶到，客人已在聊天。

“阿公”向我介绍影界前辈杨霁明，还有朱今明、钱筱璋、钱江都是影坛“顶梁柱”。

随即到餐厅入席，几位老先生对“阿公”以师礼尊之，我见了很感动。

原来“阿公”早在四十年代身为摄影主任，就是出了名的甘当“绿叶”，总把年轻有为的摄影师推前执机，片头也只能挂名摄影“合作”“指导”或“顾问”。

朱老说进入影坛就师从吴老，1947年合拍《遥远的爱》，吴老又推荐执机《一江春水向东流》；钱筱璋先生说他也在“明星”受到头号摄影师吴老指教，去武汉、香港都一路得到帮助；钱江先生多是倾听，也忍不住说了些吴老辅导他的事情。

那时在香港摄制《孤岛天堂》（1939年），“阿公”任摄影，钱筱璋先生任剪辑；钱江先生任录音助理，他姐夫罗静予担纲制片人和技术主任，姐姐黎莉莉饰演主角。

钱江先生说他姐姐原也要来看望吴老，不巧感冒。

“阿公”细声慢语说：“拍《热血忠魂》（1938年）黎莉莉就是主角，到了《孤岛天堂》她怀孕还坚持下来，我开玩笑说，戏拍完，儿子也有了，真好！” 饭桌上大家相视而笑，遂聊起这个孩子“罗抗生”，我听了暗暗吃惊，岂不是大名家罗丹先生呢，《原野》、《一盘没有下完的棋》都是其摄影杰作。

我忝陪末座感受到前辈们在电影创作生涯中结下的深厚情谊。

有件不无赧颜的事，1978年我悄悄地报考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在名落孙山后才告诉“阿公”。

那次进入复试有个考试课目，在淮海路电影局放映室观看钱江任副导演并摄影的《海霞》，随即写篇影评。

眼下竟能与钱老同席，真有点恍如梦境；不料“阿公”却在饭桌上提起我这一幻灭理想，介绍说杨霁明当过北京电影学院教务长，朱今明是摄影系主任，黎莉莉是表演系教授。

后来我又去北京，“阿公”叫“阿婆”买了一斤老大昌饼干，让我代为看望黎莉莉教授。

当时饼干都装纸袋，我生怕放在帆布旅行袋里压碎，用放大纸盒做了硬盒子存放。

在京时特地去西总布胡同，可惜没碰上，只得把饼干请院里人转交。

现在想来，我都应该为他们拍摄肖像呀！1989年冬，我在北京听《中国青年报》程铁良君说，朱今明先生突发心脏病离世。

回想那次见到朱老是多么壮实呵；又听“阿公”讲过，钱江先生患了冠心病，我想到他高高英俊的样子，觉得都为事业而心力交瘁，更不敢打扰。

我倒是专门为“阿公”拍过肖像，“阿婆”还梳妆打扮一番，使用的是小型外拍机和人像专业胶片。

翌日晚上冲洗时，因心绪不宁招致胶片不慎露光。

如此低级出错，一个月都不敢去见“阿公”“阿婆”。

后来硬着头皮去了，二老居然不提此事，就这样被我蒙混过关。

可我再不敢为他俩拍照，至今愧恨不已。

其实二老从未疾言厉色，如当时勇于认错，说不定还可重拍。

1980年代后期，我渐渐地少去向他老人家请教了。

究其原因，“阿公”曾商请张元民老师借调我到上影厂摄制组，没得到单位放行；接着向老同事严恭导演推荐我去南影厂，未获双亲允许。

由此，我有志于电影摄影的高涨热情仅剩挫败感了，而经受这番磨砺，我开始晓得应该怎样切实树立业余之专业，即全力投入到纪实摄影专题的拍摄，业余时间“轧马路”“穿弄堂”，晚上泡在暗房洗印。

而我内心确实感到向“阿公”请教的十来年，对我的摄影经历和为学处世都受用不尽。

朱屺瞻（1892年-1996年），美术家

求教琐记之二

就在向“阿公”求教后不久，我又获得拜师良机。

我学画的老师林毓伦先生在市园林局任职，得知我喜欢上摄影，便请下放到虹口公园的摄影前辈康正平先生（1913年-1996年）指导我学摄影。

初次拜师约在人民公园，林老师和康老正在筹办上海市菊花展览，我跟着林老师各自推着自行车进了公园大门，在布展现场见到身材魁梧的康老，灰发寸头，南汇口音，他和蔼可亲地说，以后找他上午去虹口公园；下午可去乍浦路《民主与法制》杂志，他在那里帮忙；晚上就到武昌路家里。

想当年上海每逢秋高气爽，公园举办的菊展盛况空前，康老拍摄的名贵菊花组照陈列在各大公园的橱窗里，我也跃跃欲试拍摄菊花，还拍斗蟋蟀，拿着照片去讨教。

康老指点三五后，看着照片思忖良久，说他从前也拍过这类题材，发表在画报上，手头无存，否则可给我看看。

听康老意思，我的拍摄明显有问题，最好是先观摩他的作品，让我能有点自省解悟。

当时我已常去徐家汇藏书楼翻阅旧报旧刊，一回看到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每期都整页刊登文艺家肖像，让我感到新奇。

因此，当即表示可去查阅他的作品，康老喜出望外地说了在1940年代发表的几种刊名、使用笔名，我都记下了。

最近翻看当时记录本，经过一段时间查找，除他供职的“良友”外，在“中华”“中艺”、“今日”、“东风”、“青年”等十几种画报上，以及《京沪周刊》、《民众周刊》、《创导》、《大众》、《光化日报》上都刊有其作，我还找到他的《秋天的英雄》、《秋菊多佳色》（《艺文画报》1946年第4期）、《菊瘦蟹肥》（《寰球》1946年第14期）并翻拍给他，着实使康老高兴，我也渐渐地对拍摄这类作品得到领悟。

当然，最使我看重的是他拍摄的历史影像：《日本向我投降在京签字》（《上海图画新闻》1945年第2期）、《北平日军缴械》（《天津民国日报画刊》1945年第3期）、《胜利号角声中瞻望政治协商会议之重开》（《生活》1946年第1期）、《公审日本侵华第一号战犯》（《寰球》1948年第35期）。

我很惊讶，原来康老是赫赫有名的摄影记者，在旧报上还见到同行昵称他“康胖”。

他跟我讲述许多在新闻界供职的往事，1940年代下半期他主要以《良友画报》记者的身份采访。

某天下午我随意跑去《民主与法制》办公室找他，不巧没见到。

当晚我又去他家里，他乐呵呵地说在《民主与法制》是义务性质的，是想恢复记者专业，外出采访有个身份，还可报销胶卷费用并在那里建了冲印暗房。

康老告诉我，他很喜欢在画报上发表摄影作品，版面宽裕，图文并茂，比报纸印得清晰。

这一偏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

从前画报上大都整版或跨页刊登他的成组作品，在我小本上查阅的记录有《十四年苦难东北人民的牢笼》（《联合画报》1946年第169、170期合刊）、《疮痍满目话沈阳》（《生活》1946年第4期）、《战云笼罩下的张家口》（《寰球》1946年第12期），这些组照均以多角度、多侧面来作详尽的深度报道。

我反复琢磨他的专题摄影，咀嚼体会，启发我对摄影重新认识。

按最初浅陋见闻，除新闻摄影，就是以晨曦晚霞的山水风光、赏心悦目的花鸟鱼虫为题材的闲情逸致“沙龙趣味”的摄影。

我开始模仿康老的摄影视角，专注于记录社会发展现状之题材，用镜头聚焦在石库门房内的延中儿童寄托所、弄堂深处全国最早的张家宅工疗站、简陋旧房里的中国大陆首家南汇关怀护理院、供养伤残军人和英模烈属疗养院。

我会想起康老抗战胜利前后，从东南到华北再赴东北，进行摄影采访的情形。

我试图学着以赋予责任感的镜头去观察、去发现，用情感的快门凝固与命运搏斗的影像，胶片不可遏制地卷动组合形成人道关怀摄影专题，期待唤起社会小路》，程丛林《一九七八年夏夜——身旁，我感到民族在渴望》，周世林、马园《路障》，无论立意与构图都对我的摄影有着示范。

最近翻检重温《美术》上的“创作谈”，王克平《问答》（1981年第1期）仅十来行字，钟鸣《从画萨特说起——谈绘画中的自我表现》（1981年第2期）、何多苓《关于<春风已经苏醒>的通信》（1982年第4期）诸篇，当年我都是满怀兴趣阅读，文中洋溢的激情与见解，成为激发我创作的动力与指引。

冯国东《一个扫地工的梦——<自在者>》（1981第2期）写道：“我曾产生过调工作的念头，由于没有文凭，我失败了。

愿帮忙的好心人终因没权势而爱莫能助……买不起油画颜料就变卖东西，没画布就用衣服、裤子、床单等代替。

”最后说“为了画画请假和旷工太多，我将被工厂解雇，从此，我可以不必去为‘笤帚’和‘画笔’不能统一的难题再去伤脑筋了，但，我得另谋生路”。

对像我这样的业余摄影爱好者来说，为其遭遇沉痛；但他为艺术而坚韧不拔的热烈追求，读了令我心潮澎湃。

凡周日都要去新华书店，上班就经常利用午餐时间访书，有回花了13元（相当半个月工资）买了一套精装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中国电影出版社1979年），喜笑颜开地抱着书回办公室，颇有当时一种“万元户”的感觉。

印象最深的是1981年上海书市，以及南京东路新华书店开设“文史哲专柜”，犹如饿汉撞上大餐，大快朵颐。

虽说多少有点“广泛涉猎”，可很多中外文学经典，在我毕竟是皮相之读。

而当时出版外国美术介绍的普及读物，都是薄薄一册，印制虽差，却让我进入“大观园”似的，知道了丢勒、米开朗基罗、拉斐尔、鲁本斯、伦勃朗、罗丹、列宾。

我从这些大师画作里，学习人物造型的明暗光影、空间透视和色彩调子等表现技巧，也在艺术思想上获得丰富滋养。

我的朋友吴怀泽君常给我带来“新潮阅读”，他时任上海美术电影厂绘景设计，在我眼中可是身处艺术前沿，当我正读着冯伊湄回忆丈夫司徒乔的《未完成的画》（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还在入迷《门采尔素描》（人民美术出版社1977年）时，他向我推荐好看的毛姆《月亮与六便士》（外国文学出版社1981年），又推荐热销的《美术丛刊》第18期（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介绍康定斯基其人其作。

每次与他见面聊天时，皆信服他供给的阅读信息。

从那时起便养成夜读以及见缝插针的阅读习惯，阅读量随之积少成多，书亦越买越多，买到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戴勉编译《达芬奇论绘画》（1979年）、宗白华译瓦尔特·赫斯编著《欧洲现代画派画论选》（1983年）；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朱光潜译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1978年）、莱辛著《拉奥孔》（1979年）、罗大冈译拉法格著《文论集》（1979年）；也读过人民音乐出版社《李斯特论肖邦》（1979年）；还买了《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商务印书馆1980年）、伍蠡甫、林骧华编《现代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

后来很多“丛书本”也吸引我，如“美学译文丛书”（李泽厚主编）、“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上海译文出版社）、“二十世纪西方美术理论译丛”（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文化生活译丛”（三联书店）、“世界贤哲名著选译·猫头鹰文库”（三联书店上海分店），类似一大批书籍都使我得到教育，在创作理念、艺术鉴赏诸方面受到启蒙。

如今这批书依然抖擞地立在屋里的书架上，最近取下这部分书，边轻轻掸尘、翻阅、回味，顿生亲切之心。

西方文论画论极大地影响了我的摄影价值观，我企图借鉴西方美术造型方法致力于人物摄影，拍摄许多摹仿之作，如《入神》、《凝思》、《悲怆》、《蒲公英》，不免跃跃欲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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